3. 怀了中国男人的孩子，是她的罪孽

一天上午，村长又举着他那个干电池半导体喇叭，在寨子里边走边喊。当时我正安排孩子们洗衣服后忙着钉晾衣绳。村长喊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但坐在檐廊下的杨丽萍和叶嘎，一直朝我意味不明地笑。

我问杨丽萍村长说什么，她与叶嘎互相对了个眼神，告诉我村长在警告寨子里的全体人民，特别是年轻还没结婚的姑娘，严禁与中国男人接触，包括交朋友，更不许和中国人结婚。

「如果与中国人结婚了会怎么样？」我问。

「赶出寨子，把房子烧掉。」杨丽萍说。

我问为什么这么提防中国人。杨丽萍说中国男人都是骗人的负心郎。儿童庇护所中有十几个孩子是中国男人遗弃的。

「可你不是嫁给了中国男人吗？」我反问她。

杨丽萍愣了一下，目光冷冷地看我一眼，挺着肚子向她住的铁皮屋走去。我为自己说的话后悔，挺没劲儿的。

叶嘎突然笑了。她用手比划了一下肚子，指着杨丽萍住的屋子说：「她的肚子这样了，男人也跑了，被爸爸赶出来了。」

我头上像被倒了桶油漆站在那儿，感到一切模糊。我看着边嚼槟榔边盯着我看的叶嘎，冲她一挥手说，离我远点儿，回你家躲起来。

叶嘎鼓着腮帮子，笑了。

七

缅甸的气候炎热湿润，很适合种菜，但当地人只熟悉种罂粟，种菜技术极为落后。我和几个大点的孩子把菜园重整一遍，种了黄瓜、佛手瓜、冬瓜、大白萝卜以及南瓜。

种这么多瓜的原因是为充分利用空间，少占土地，而且瓜好管理，产量又大。特别是缅甸的黄瓜，个头很大，一个四五斤左右，凉拌、炒菜、煮汤都好吃。

这天，我在翻地准备种土豆。杨丽萍挺着肚子走进菜园，她问我能不能给她点儿辣椒。

我们在菜园聊了一会儿，她告诉我，她初中毕业后就偷着去中国打工，去过东菀、江苏，还去了威海。

我问她在威海干什么活，威海离我家烟台不远。

「搞海带，冬天很冷，手都冻坏了。」

杨丽萍在中国打工时认识了她的老公，「他是管工人的，那时我无依无靠，就和他好了。」半年前，她的老公来过一次，要把大儿子抱走。他们吵了一架，她老公就回中国了。

「前边三个老师为什么走了？」我还想知道一些其它原因。

杨丽萍说一个去矿山了，有人说他开车从山下掉下去，死了；一个是被村长赶走的，因为他和叶嘎好上了；还有一个带着学校的一个女生去中国了，半夜跑的。

我明白了村长为什么举着喇叭在寨子里喊，是因为我来了。

杨丽萍看着我说，村长以前是她爸爸的部下，杨丽萍哀求过他，「我就要生孩子了，只能在这里生。你是主任，别把我赶走。」 她还告诉村长，说我是一个好人。

我知道这里的习俗，女人不能在家生孩子。临产前家人会在别处搭个竹棚，产妇就在那把孩子生下来，而且几天后就要开始干活，根本没有坐月子那回事。

生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过鬼门关，我在金三角的区片医疗队做志愿者时，知道很多因生孩子死掉的产妇，如果婴儿侥幸活着，也会在羊水还未擦干净时就被卖掉。

我看着挺着肚子的杨丽萍，心想她是一个女人和母亲，得到她家去一趟，劝她的家人接她回去。

第二天中午，阳光很明亮，雨季似在消退。我穿过寨子向东走，杨丽萍的家在寨子的最东边，我去区上曾经在那里路过。

我走进院门，目测院子占地至少有一百亩，我环顾四周，还有一排木质平房，房顶上安放了十几台太阳能热水器，显然是浴室。

我没想到在这个半原始山区，竟有如此现代的家庭设施。我直接走进那栋砖制二层楼，一个年轻人问我找谁，我说找杨丽萍的父亲。

穿军装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二楼，他让我等一下。一会儿，我被他领着顺楼梯上了层顶。屋顶上有花草和遮阳伞以及一圈椅子。

杨丽萍的父亲看上去五十多岁，面色显得是那种打过仗的冷酷。他上身穿一件丝绸花衬衫，下身着一条筒裙。

他坐在椅子上，离他几米远有几个带枪的年轻人正在把几箱纸币倒在地上。我忍不住扫了一眼那一堆钱，全是一扎扎人民币和美元。我听说过雨季过后，有钱人会在屋顶上晒钱以防纸币生霉。

我对杨丽萍的父亲说明来意，他盯着我过了一会说：「她是自做自受，跟一个不三不四的中国人私自跑了，还生了孩子，想回来不可能。」

我说：「她年轻不懂事，但她是你的孩子。」

他冲年轻人摆了下手，两个人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胳膊把我赶走了。

八

这天上午，第一节课上了一半，我还没听到隔壁班有上课的声音。下课后，我到隔壁班教室没看到杨丽萍。

杨丽萍因为有了孩子加上怀孕，虽然经常迟到，但还没出现过整节课不到的事。我去她的屋子找她，铁皮屋门口站着几个寨子里的女人。

屋子里有个黑瘦的男人，手持一把点着的稻草正在屋里转悠，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认出他是寨子的巫师，他曾多次站在远处凝视过我。

正在我疑惑时，叶嘎从挂着的床单后走出来，我听到一阵呻吟声，像是杨丽萍的声音。

叶嘎黑亮的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只对我说杨丽萍在生孩子，可是孩子卡住了。

我顿觉不好。孩子卡住可能是胎儿横位，至少是难产。我问叶嘎怎么不送医院，她说没有人送，也没有车送，区上也没有医院。

我走出屋子站在门口，一个接生的女人满手是血的从屋里出来，对门口的几个女人哇哇说着什么，像是出问题了。

我看着屋里挂着的床单，又听到杨丽萍的尖叫声，随后尖叫声又消失了，像是突然停电的灯泡。

屋子里那个黑瘦的巫师还在念念有词地作法，有人拿来一盆褐色的鸦片，交给巫师点燃驱鬼。我感到这样下去杨丽萍很可能要出事，犹豫再三，我决定再去那个大院，去找她的家人。

走进院子后，我被告之杨丽萍的父亲不在，她的几个姐姐走出来看着我。我说杨丽萍现在难产，生命有危险，让她们赶快把她送去医院。

杨丽萍几个姐姐互相看着，神情胆怯地说着什么，其中一个女人走进木楼，叫出一个穿西装皮鞋的男人。

那个男人对我说，他是杨丽萍的姐夫，他说杨丽萍已经不是家里的人，现在没有人敢做主管这件事情。

我怒火万丈。看着杨丽萍几个想说话又不敢说的姐姐，对她姐夫说：「借我一辆车，我去送。」

那个男人犹豫着看看几个女人，思忖一下，从兜里掏出车钥匙，指着一辆白色皮卡，默认了。

我开着皮卡冲过寨子，在杨丽萍住的铁皮屋门口急刹车停上，接着冲进仓库抓了几条毯子又冲进铁皮屋，在几个女人的帮助下把脸色青白的杨丽萍裹在毯子里抱上车。

叶嘎满手是血的钻进车里，还是面无表情地说：「我跟你去」。

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当我浑身僵硬地把车开到六十里外的一家军队医院时，我的脑子似乎像是已经灌满了水泥，来不及思考任何事。

车未停稳，叶嘎推开车门跳下去往医院门诊跑，几十秒后，她和两个拿着担架的医生急匆匆走出来。

男医生拉开车门，伸乎掀开躺在后排的杨丽萍脸上的毯子，伸手试了下杨丽萍的鼻息，拨开她的眼皮一看，语气冷冷地说：「人已经死了」。

九

安葬杨丽萍这天，她的几个姐姐只来了一个，村长让人找来几块木板，钉了个匣子样的棺材。我又拿出几条毯子把杨丽萍裹上，几个村民抬着木匣子，去山上把杨丽萍埋葬了。

埋葬她的地方没有坟头，也没有碑，只留下一片新土。我去砍了一树小树，把它插入土里，算是一个标记。

大约两个月后，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和缅甸控制区那边派来的两个缅文老师吵架。这两个缅甸女人口口声声地指责我侵略她们的文化，我也平生第一次用山东哩语撒野骂人。

一辆黑色越野车冲进院子，急刹车停下，接着车门一开，一个全身穿牛仔服，脚着黑皮短靴的年轻女人跳下车。

她插着腰，走到两个缅文女老师前，一人给了两耳光，接着用缅语恶狠狠地骂了几句。那两个缅文老师一怔，二话没说，走回了屋里。

看着眼前猛然出现的女人，我认出来了，那天去杨丽萍家，我被赶出门时，曾和她打过个照面。

她走到我面前看着我说：「我是娜果的五姐，你叫我辛娅好了。」

我冷冷地问她有什么事，并未对她刚才的解围心存感激。我对杨丽萍一家的冷漠，极度反感。

辛娅没说话，返身走到越野车前打开后备箱，搬出几个纸箱放在地上说：「给孩子们的。」

她又盯着我说：「谢谢你帮助了我妹妹。」

辛娅说她一直在缅控区那边忙着家里橡胶公司的事儿，昨天回来才得知，妹妹已不在了。她把家里全部都砸了。

她要求到她妹妹住的屋子里看一看。我把杨丽萍住的屋门锁打开，里边的东西一样没动。辛娅在屋子里仔细看着，从桌上拿起一个相框，眼泪刹时涌出。

辛娅告诉我，这张照片是十年前她们几个姐妹在仰光照的，那时娜果上七年级。她说妹妹娜果从小对中国就好奇，几年前偷着跑到中国去打工，实际上是想看看与我们有关系的中国是什么样。

辛娅说：「我们到山上走走吧，我太压抑了。」

她从车里拿出一个双肩包递给我，又拎出一把 M16，我跟在她后边，顺着小跟向山上走去。

山不高，我和孩子们在这儿砍过柴。山顶是块平地，搭建了一个几平方米的木制吊楼，是和尚静修用的，普通人不敢随便进去。

辛娅直接蹬梯走进吊楼，示意我也坐下。她拿过双肩包打开，把东西倒在地上，一些啤酒、香烟还有两个弹夹。

她打开一罐啤酒递给我说：「我爸爸娶了四个老婆，我妈妈排第四，她生了我和妹妹娜果。六年前，我在仰光读林业大学时，妈妈突发疾病去逝了。」

辛娅大学毕业后，回到家就成了家里的管家。家里有很多产业，不仅在缅甸有橡胶公司，还有玉石矿和商贸公司。在泰国也有公司。

她的父亲轮流着在几个老婆住的地方住。因金三角是传统罂粟种植区，她的父亲那一代军人除了打仗，顺便还经营毒品生意。她告诉我，缅北的有钱人，大多是靠毒品发财的。

「我管理家里的生意，至今也没结婚。我爸爸是个极冷漠的人，他教育我，为了家族的产财是可以牺牲我的。」辛娅仰头猛灌啤酒。

「娜果以前很聪明很单纯，她对世界充满好奇。」

我难以想象杨丽萍曾经是一个单纯好奇的人，我看到的杨丽萍是一个挺着肚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的女人；她显得无奈、疲惫，脸上透露着绝望，甚至沦落到偷拿孩子们的口粮。

我甚至想告诉辛娅，杨丽萍染上了毒品。自那天我发现杨丽萍手里露出的注射器针管后，我就留意着她，每当杨丽萍神情异常，表现出兴奋、能说会道及向我露出暧昧目光时，我就知道她又注射了毒品。

当然，我没有告诉辛娅这些，这对辛娅及死去的杨丽萍都十分残酷。

辛娅站起身抓着 M16，她站在窗口看着群山与天空，举起枪对着竹林扫射，弹壳一连串的掉在地板上。

发泄完后，她重新坐下看着我问：「我不明白，你以及那些中国人，还有那些欧洲人，为什么到这个没有希望的深山里来？」

我瞪着她想了一会儿，干脆地说：「是为了自己。」

我本想说到缅甸来做志愿者是出于人类同情，但一刹那，隐没于内心深处的东西浮现了，甚至是我说不清的东西跳了出来。

「或者是我就想到这里来做这样的事。」我说。

「至少我要谢谢你，你帮我妹妹去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辛娅真诚地说。

我怔住了，辛娅的话让我意识到，因我所做的事让别人给予的感谢，正是我对世界多疑的原因之一。

「我也要为缅甸做点有益的事」，辛娅说。

我和辛娅下了山，她把 M16 和双肩包扔进车里，又从车里拿出一个小帆布包递我。我疑惑地打开包，包里放着一支崭新的手枪和两盒子弹。

「送给你，这里不安全。」辛娅说完拉开车门。

过了几天，来了几个腰上带枪套的人，他们把杨丽萍住的铁皮屋里的私人物品清理打包装上了车。

当时我正在给一年级上课，一个精练的男人走进教室，把一个纸袋交给我，说是老板让送给我的。

纸包里是五万元人民币还有一张纸条。纸条是辛娅写的，告诉我她去内比都了，钱是捐给儿童庇护所的。

我看着手里的五万块钱想，可以买头猪杀了给孩子们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