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怀了中国男人的孩子，是她的罪孽

怀了中国男人的孩子，是她的罪孽

哭泣金三角：走私、孤儿与瘾君子

一

2017 年下半年，由于地方武装争端，我们的山区医疗项目被停止执行，医疗队成员全部撤出。我在此之前已申请去另一个山区做儿童庇护所志愿者，就继续留在缅甸。

到县里的区片办公室报道后，我被告之要接任一所儿童庇护所主任，还要管理一个乡村学校。

我意识到区片办公室负责人对我隐瞒了什么，他竭力强调人道主义精神与责任，丝毫不谈具体情况。凭经验，要去的地方一定挺糟的。

区片办公室负责人与我谈了一个小时，立即派了辆二手皮卡要把我送到乡里。这里的小型车几乎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二手车，从泰国再转手过来。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皮卡，最多也就两万块钱人民币。

到了乡里，乡长看了我拿出的文件，立即派了辆摩托车送我去目的地，似乎生怕我溜走。

当时正是缅甸的雨季，道路泥泞，送我的人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去目的地只能摩托车通行。随后我才知道所谓的路，就是时宽时窄，时而上山时而过河，完全是野猪畅游的林间小路。

摩托车在一个转弯处，那是在一座山上，车在泥泞中失控横着摔倒。由于惯性，我被甩了出去。急中生智加上我已习惯被摔，在顺着山坡向下滑的过程中，我伸手搂住了一棵树。

就在我的身体停止向下滑，好不容易松了口气，心里想着又一次拣回了命，竟发现眼前是一只从手腕处被砍断的手掌。那只被雨水已淋泡得如胶皮状的手，离我的眼睛不过一尺远。

我翻身爬起来，抹了把脸上的泥水，看着被扔在草丛中的那只断手，判断那是一个成年男性的手，因为它的指甲粗糙并厚实。

在这里近似半原的山区，没有社会管理，私刑仍存在。像贩毒者之间的争斗，对犯有偷盗、男女通奸等行为的人，通常是砍掉一只手以惩罚。被砍手的人，也难以再正常生活，只能躲到群山深处，自生自灭。

经过三小时玩命的跋涉，摩托车终于拐入山与山之前的一个村寨。当摩托车穿过寂廖的寨子，停在一处丁字型木板加铁皮的房子前，送我的人抬头朝天大大喘了口气，说：到了。

二

刚从摩托车上爬下来，我竭力舒展着身体，扭了扭脖子，又收缩了一下手指，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到距我两米处，好奇又疑惑地看着我。

女人穿着缅甸人的花色筒裙，挺着肚子像有身孕，怀里抱着一个约一岁的男孩。她嘴角露出一丝嘲笑，神情像是见过世面的人的不以为意。

我缓缓站起身，向她确认了这座丁字型的木屋就是目的地后，她用生硬的汉语自我介绍，她叫杨丽萍。

我有些诧异，仔细看了看她。她的眉毛很粗，嘴唇也较厚，长发，皮肤较黑，不像缅甸人，倒有些像中国云南人。

杨丽萍不动声色，她把怀里的孩子换了下手说：「我爸爸是中国人。」

随后她告诉我，她的缅甸名字叫娜果。她曾经偷偷去中国打工，在街上拣了本画报，画报中有个跳舞的演员叫杨丽萍，她就把自己名字改成了杨丽萍。

她顺便告诉了我，儿童庇护所原来有五个管理员兼老师，除了她和另一个叫叶嘎的女老师是寨子里的人，另外三个男老师都是来自中国的志愿者，只是他们都不见了，可能是跑了。

我四顾一下细雨中三面环山的儿童庇护所，木板房的墙壁陈旧破裂，房顶是用铁皮盖的，锈蚀斑斑且变了形。

也许是在雨季中被潮湿裹着的寂寞，杨丽萍见了我这个猛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话挺多的。她告诉我，她从中国打工回来后，曾应召联合国区片项目雇员，「但钱太少，每个月只有二百美元，我不干了。」

在这个儿童庇护所当管理员兼老师，每月有二百五十美元。「我会中国话、会缅语，还能说英语。那个叶嘎就不行，她只有一百七十美元。」

这令我对他她有些刮目相看，说明她的家庭有钱，而且是在缅甸仰光那样的城市上学，只有那种地方的学校，才可以学到汉语及英语。

我问杨丽萍怎么没见到孩子们。临来前，我就被告之，儿童庇护所有十几个孤儿及单亲家庭的孩子。她说今天是叶嘎老师值班，她去见男朋友了，就把孩子们锁在屋子里。

我很不高兴，急于见到孩子们，便让杨丽萍带我去孩子们的宿舍。

杨丽萍把我领到一幢木屋前，我听到屋子里有孩子们的说话声。杨丽萍边用钥匙开锁边说，「每隔两小时会开门放孩子们出去上厕所。」

我压制着怒气走入木屋，一股令人反胃的气味在湿气中扑鼻而来，昏暗中，几十个孩子或坐躺在巨大的竹床上，或在地上玩耍。这一瞬间，我明白之前的志愿者为什么都消失了。

见到一个陌生人出现，孩子们飞快地爬上床挤成一堆看着我。我走到大竹床前，仔细地看着这些神情惊恐的孩子们。他们大多五岁到十二岁，有男孩也有女孩。身体瘦弱，衣衫不整，头发蓬乱，每个如此。

我心里一阵难过，目光扫过这些在密而长的眼睫毛下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如果不是因营养不良以及衣衫不整，这些孩子一定都很漂亮。

我对杨丽萍轻声说，让孩子们出去玩吧，我来照顾他们。

三

到达儿童庇护所的当天，我开始检查学校设施，进了一间竹子搭成的厨房，看到地上三块石头做成的灶及放在灶上的一口斑驳的大铝锅。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看雾濛濛的天，心里仍在犹豫着留下还是离去。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粮食。在金三角缺粮造成的困境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如果这些孩子面临断粮，即使我跳进那口大铝锅也救不了他们。

我走到杨丽萍住的铁皮屋门口，见她正和一个提着空口袋、皮肤漆黑的妇女走出门。杨丽萍对我说，要给孩子们做饭了。

「她是村长的姐姐，负责做饭。」杨丽萍指着她身边的妇女说。

她打开仓库的锁，村长姐姐进去取米，我跟进去查看大米还有多少，发现米只剩一袋半了。杨丽萍看我一眼说，「离联合国送米还有十几天，这点米肯定是不够的。」

我的心瞬间慌了一下，几十个孩子吃一袋半米，绝对撑不过五天。我问杨丽萍，「联合国援助的豌豆呢？」杨丽萍说：「村长的姐姐不会计划，豌豆早已吃完了。」我又问她，「孩子们只吃大米，没有菜？」

「菜和油、盐都要用钱买，一点菜钱半个月都不够。」

我看着空空的仓库，心如乱麻，想自己面对的可是个大麻烦。

开饭时，我把大铝锅端到孩子们的屋前，再把孩子们按年龄、男女分成几个小组，领着他们到水池前洗了手。我亲自掌勺给孩子们分饭，对年龄大点的孩子就多给半勺饭。

孩子们端着碗蹲在屋外，一边用手抓着米饭往嘴里塞，一边用黑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不知怎的，看到那些纯净的眼睛，我竟有些湿了眼眶。

当天晚上，我和孩子们挤在一块儿睡觉。屋子顶上一盏太阳能灯因雨季灯光暗淡，熟睡的孩子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让人心里无比平静。

在昏暗中，我思考着如何解决面对的困局。最大的问题是这里与外界隔绝，连手机都没有信号，根本找不到能帮助我的人。

我仔细地想着可能寻找援助的途径，最终决定去区里的联合国区片办公室寻求支援，再去离这里五十里远的矿山试探。在县里时，我听说矿山那里有几十个公司，大多是中国人开的。

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凉山扶贫支教时，曾为解决山里乡村办学点的困境，硬着头皮去城里的各公司讨要物资。面对当前儿童庇护所里几十个孩子生存的困顿局面，我只能故伎重演，再去当一回乞讨者。

当我迷迷糊糊欲睡着时，忽然听到仓库那边传来碰撞声。也许是仓库里那剩下的一袋半大米的缘故，我瞬间清醒过来，抓起枕头下的匕首，下床轻轻推开门，探头向仓库望去。

在朦胧中，我看见挺着大肚子的杨丽萍正在锁仓库门，她手提一个沉甸甸的口袋，蹒跚着走向离仓库不远的屋子。那是她住的地方，我看见她走进屋，然后听到铁皮门碰撞的清脆响声。

我知道了大米短缺的原因。想必杨丽萍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四

两天后，在我初步熟悉了情况，开始了我的乞讨计划。

我把部分计划告诉了杨丽萍，请她到寨子里找辆摩托车送我去区上，告诉她车钱照付。

杨丽萍找来了一辆摩托车，告诉我骑车的年轻人是她的亲戚。年轻人提出要一百块人民币，我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我先到了区上，找到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设在这里的区片办公室。负责人是缅甸人，他听了我的陈述后，语气生硬并打着官腔说米只能按计划拔付，办公室没有办法额外补充口粮。

我一肚子怒气，但心里清楚那个负责人说得没错。问题的关键还在预防贪污偷窃，我想回去后马上从杨丽萍手里拿回仓库钥匙，同时派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去厨房帮忙，监督村长的姐姐。

两个小时后，摩托车把我送到矿山。所谓矿山是人们的简称，它是方圆百里的群山，可能有上百家公司在这里投资挖矿。投资基本来自中国人，他们多把公司设在矿山的服务区域，在这个区域有赌场、妓院、夜店、饭店、商场超市等等。

我在街上观察，走到一座外观漂亮的二层楼见大门口挂了个北京 XXX 公司的大铜牌，一头闯了进去。

在二楼，我找到了挂着总经理办公室的房间，门开着，我往办公室里一扫，房间很大，设施豪华，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像在开会。

我硬着头皮走进门，开会的几个人诧异地看着我。当时我全身潮湿，挽着裤脚鞋上还有泥。一个年轻女人站起身，问我找谁有什么事。我的经验告诉我，在这种场合一不能胆怯，二要抓紧表达重点，大不了被拒绝赶出去。

我说自己来自五十里远的儿童庇护所，我们遇到了严重危机，想寻求帮助，否则几十个孩子将面临无饭可吃。

年轻女人犹豫了一下，正想委婉拒绝，坐在沙发上一个中年人说让我过去。我的内心一阵激动，多少还有些希望。中年男人说话带有北京口音，他指着对面沙发，让我坐下。

我对那个中年人一笑，说自己衣服太脏。见沙发边上有把木椅，伸手拿过来坐在椅子上。

中年男人示意年轻女人给我倒茶，又让我详细讲一下原因。我赶快把要说的重点讲了一遍，请他援助我们几袋大米。

中年男人问了我几个关于儿童庇护所和孩子们现状的，然后手指着年轻女人说：十袋大米，六十床毛毯，六十双拖鞋，再把洗脸盆洗衣粉毛巾配上，还有厨房做饭的油盐酱醋。现在就办，尽快送去。

我有点不知所措，站起身向中年人躹了一躬。从小到大，我还没有对一个人如此郑重地躹躬。

隔了一天，中午我正在安排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一辆蒙着蓬布的日本皮卡驶进了院子。下来一个年轻人，他走到我面前说在公司见过我，今天来送东西。

我赶忙招呼大点的孩子卸车，自己也去扛袋子。年轻人让开车的司机一块帮忙，很快把车上的东西搬完了。

送走送东西的车，我走进仓库清点物资，发现还有一块太阳能板及配套电池，一个纸箱里全是作业本和铅笔橡皮，纸箱里还放了几只手电。在另一个纸箱中，有一些药品及创可帖和几瓶碘伏。

我给孩子们每人发了一床毛毯一双施鞋，他们抱着东西欢叫着向宿舍跑。杨丽萍站在仓库门口，有些怯意地看着我说能不能给她一床毛毯。

我给了她两床毛毯和一个脸盆及毛巾洗衣粉，她挺着肚子的样子，让我忘了那天半夜她私拿大米的事儿。但我没忘要把仓库钥匙拿过来。

当杨丽萍把仓库钥匙递给我时，她的眼睛里有些不舍，还有一丝异样的神情，我以为那是感激。

我把仓库重新打扫并把物资分类摆放后，来时内心的摇摆终于平静下来，自嘲地咧了咧嘴，心里再次感谢矿山那家援助我们的中国公司。

走出仓库锁好门，我走到杨丽萍住的屋前。到这里的几天，我一直对杨丽萍的身世感到奇怪，如果她出身富有家庭，且做过联合国在当地区片项目的雇员，怎么会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庇护所的铁皮屋里，过着艰苦生活。为什么又要半夜私拿大米呢？

杨丽萍住的屋子摆设简单，一个用木板搭的大床半掩在一块床单下，几张课桌上糟乱放着各种东西， 听到那条遮住床的床单后边有动静，我问：「杨老师在吗？」

杨丽萍回答的声音有些急促和慌乱。过了几秒，她从床单后边走出来，一条腿露在筒裙外，右手握着什么东西，露出一截注射器上的针管。

杨丽萍的双眼明亮又闪烁，脸色潮红，比我初见她时显得好看一点儿，而且精神显得兴奋。我告诉她，我来拿联合国送大米的帐本，她伸手从课桌上一堆杂物中抽出帐本递给我，目光一直在四处游离。

我顺口问她的老公做什么工作，她说在中国，老公是云南人。杨丽萍左手抚着胸口，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我意识到气氛不对，立即转身离开了她的房间。

五

又过去了一天，管理员兼老师叶嘎回到了庇护所。

上午十点多，我正领着孩子们清扫院子，一个看上去二十岁，皮肤黑亮、身体稍胖，穿着缅甸筒裙的年轻姑娘站在那儿看着我们。

我问她，「你是叶嘎老师吧？」

她点头没说话，目光不惊不乍，神情非常镇定。我看着她想，这人冷静得像块铁，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没责问叶嘎为什么丢下孩子私自离开，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把重新排好的值班表给了叶嘎一份。因为之前的志愿者离开了，值班人员安排上，我值守的时间最多，而且夜间值班全部归我。

叶嘎看了看值班表，面无表情地用生硬的汉语说她不懂中国字。我看着她黑亮的脸，告诉她值班表的内容，叶嘎有些意外地看我。不过，她很快就默认了，拿起了扫帚和我一起扫地。

清理完卫生，我和叶嘎坐在屋檐下的桌子边上。我问她家住哪里，叶嘎抬手一指，对着不远处说：「那里」。

在我和叶嘎困难的对话中，我知道了她曾在缅控区上小学，按规定小学六年级毕业即可当教师，于是叶嘎却来到庇护所教佤语。

叶嘎说她十五岁当兵，一年后跑了。她有四个弟弟，她的父亲在她十一岁时去逝，母亲带着她改嫁到了这里。

叶嘎的眼神露出忧郁，这种忧郁的神情在山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包括那些孩子，似乎天生就是忧郁的。

当天晚上，我在自己的铁皮屋里整理完各种记录，把联合国送粮的帐本理了一遍，算出前几个月大米亏空八百多斤，豌豆少了一百多斤，菜金帐也对不上。算着算着，我愤然把帐本摔在桌子上。

走出了铁皮屋，我看到在黑暗中孩子们住的木屋那边有一个白影，还有像烟头样的火点在晃动，我摸了下腰上的匕首，朝白影走去。

叶嘎穿一身白裙站在黑暗中，她手里拿着一枝点燃的手卷烟，我闻到一股麻古的香味儿。

我走近叶嘎看着她，她黑色的皮肤几乎与黑夜融在一起，如果不是她那黑白分明的眼睛，很难发现她的脸。

「你吸这个？」我惊讶地问她。

黑暗中，叶嘎似在看我，她把手伸过来说：「你想吸吗？味道很好。」

我拒绝了，问她晚上来这里有什么事。叶嘎从背的一个小布兜里拿出一支手枪。「给你，这里很乱。」叶嘎把手枪递给我说。

我知道这里曾经是罂粟的种植区，贩毒及吸毒的人很多，各种因吸贩毒引发的命案时有发生。在金三角当志愿者时，我每天都背着枪。

我接过枪握在手里，凭手感就知道这是把好枪，至少是美产军用枪。我看着吸麻古的叶嘎，心里挺感激，不由地想她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一天三块钱」，叶嘎接着说。

六

时间时快时慢地过去，快的时候，比如领着孩子们挖一个倒圾垃的坑，清理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又挖了排水沟，把院子中的草砍干净，防止眼镜蛇窜进来伤人。

在我忙碌干活时，杨丽萍与叶嘎就坐在檐廊下，嚼着槟榔吸着麻古，边嘀咕边瞅我。我实在忍不住时，也责问过她俩。

杨丽萍眼睛茫然四顾，手抚隆起的肚子暗示我。叶嘎则说起了佤语，或掏出一支麻古让我吸。我拿她们也就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