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节 上海黄金劫案：黄金究竟去哪了？
第 9 节 上海黄金劫案：黄金究竟去哪了？
近代史上最曲折的案子，没有之一。
纷争年代，叛徒背刺，致使组织名单外泄，同志被杀。
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党的边缘，武汉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白色恐怖蔓延至上海。
值此危难之际，中央紧急拨调 120 两黄金驰援上海，以保住革命火种。
运送队伍跨越八座城市，历经近千公里的路途生死接力。
结果，就在快要抵达终点时，意外却突然发生——
最后那个联络人，居然连同黄金一起消失了。
1
1949 年 11 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一份从北京发来的机要文件。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急需对前朝一些悬而未决的案子进行清算。
这些悬案层层分发下来，到了上海公安局这边一共有六个。
其中有一个毛主席最为关心的案子，那就是夹在这叠文件里的“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这是他 18 年来一直解不开的心结。
案发当时正处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共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建立起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领导工农红军抵抗反动派围剿。
其他地区的党支部则负责敌后渗透。
当时包括武汉、上海、南京在内的长江重镇，都处在国民党的威压统治之中。
因此，这些地方的革命活动只能转入地下进行。
党员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名单只存放在高层手里，通过各大网点秘密联络，平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搜集情报以及策反破坏。
正因为有了这些身处一线的地下工作者，中共中央才得以及时获悉南京方面的政策动向，并粉碎反动派一波又一波的军事围剿。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很快就能安枕无忧时，一位高层人员的叛变，让同志们苦心经营的情报网络毁于一旦。
这位叛变的人物，正是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
顾顺章唯一照片
1931 年，他在武汉被反动派抓获，随即供出了武汉地下组织名单。
要知道，顾顺章可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副手啊。
他的叛变，让当时整个武汉有近八百名地下工作者身份暴露被杀。
不幸中的万幸是，顾顺章拒绝当场供出“一号机要”，扬言要到南京蒋介石面前再说。
武汉到南京还有一段路途，再加上顾顺章保留了一部分情报，这就等于争取到了一点宝贵时间。
情况非常紧急，一大堆问题迎面砸向了中共——
未暴露的组织，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全部转移；
被国民党特务击伤的地下工作者急需救治；
已经被捕入狱的党员急需疏通关系营救。
而要解决这些，都需要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钱。
但光靠自己肯定是难以筹到这么大笔资金的。
组织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不得已只能在紧张时刻，秘密向中央求援。
为重建情报网络，保住革命火种，远在江西的毛主席果断下达指示，从紧张的中央财政预算中拨出 120 两黄金驰援江南一线。
当时，中央苏区刚刚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中缓了过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可以说是战士们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救命钱。
出于保险起见，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请来工匠，锻造了一口白铜小盒，用锡焊将金条封在里面。
故事从这里开始了。
2
钱是批下来了，可如何送到上海才是最大的难题。
从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到反动派的老巢上海，且不说郊外路途险阻、土匪横行，就算是城里扎堆的国民党特务，那也不是好对付的。
所以，这次运送必须要封锁信息，保护流程得严密、严密再严密。
经过一番思索后，党中央设计了一条既安全又隐蔽的线路，尽量绕开那些国民党扎根的地方。
以瑞金为起点，上海为终点，途径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
大概路线是这样
这条路线足足有近千公里，得分趟进行运送，为此组织从各地挑选出了七位信得过的同志作为联络人。
紧接着，组织还为运送定制了全套安全系数最高的交接流程。
他们命人将一个银元大小的“快”字棋劈成七块，每一块对应一个笔画，分别交给七位交通员作为交接凭证。
快字棋子
组织事先把棋子碎片寄到预定的联络站。
每到一站，盒子就由上一位联络人移交给下一位。
这些人互不认识，彼此之间用暗号和开盒钥匙证明身份。
确认交接之后，上一位联络人就拿着下一位联络人的笔画回去复命。
生死接力，直至抵达终点上海。
这样，中央负责人就能根据“快”字的完成度，看到任务的进度。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彻底，不仅是地方组织，就连林伯渠也不知道联络人的身份。
林伯渠负责拨款，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负责管理这些联络员的上线领导。
可谓是层层加密。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次万无一失的任务。
毕竟，中共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这么多年来，即便是国民党组织也被渗透得七七八八。
然而，就在“快”字要拼完最后一笔的时候，意外却出现了。
运送黄金的同志是 11 月 6 日出发的，走的是瑞金联络上海的老路，满打满算差不多 11 月底到账。
可眼看规定期限已到，仍看不到运送人，上海赶忙发电报催促。
催了半个月，连发五封急电，直到 12 月 22 日，钱还没到账。
不用怀疑，一定是路上出大事了。
黄金如果出事，意味着组织内部一个波同志都会收到生命的威胁，此前已经在进行的地下活动也面临失败。
组织是相当焦急，赶忙派出队伍私下去调查黄金的去向。
结果发现，黄金是在最后一站出的问题。
那批黄金，连同最后一个对接人，在松江到上海的路上双双失踪了。
3
黄金失踪，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牺牲。
由于当时江南一线迟迟没有收到援助，重建情报网的计划被迫耽误。
情报不足，外加当时两位名叫博古、李德特派员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开始红军长征。
这件案子也不得不搁置，成为毛主席的一个心结。
于是，北京中央趁着国内局势安定下来，立刻召集大量人马督办此事。
就这样，案件卷宗交到了华东特区上海市公安局悬案调查办公室第三调查组组长蒋文增手里。
刚拿到卷宗，还没把上面的装订绳解开
他就知道，这件案子难度不小。
可当他拿起卷宗打开一看，却发现这里边竟只有轻飘飘的两页纸。
第一张“特别经费失踪案”的案情陈述书，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点内容。
第二张是盖有公安部和社会部印章的授权文书，凭此文书，查案可通行无阻。
调查组根据卷宗提供的信息获知，整个过程当中，出问题的是最后一站。
也就是松江到上海那一段路上。
上海特科当年的调查也只有这点信息。
那么，最后一站的联络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会去哪里呢？
仅靠这几段文字，调查组根本推敲不出什么，于是就打算先从最后一个联络员的身份入手，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
而且，这么重要且复杂的任务竟只有两页卷宗。
说明当时的保密工作做的非常严谨，那也就是说，这个任务的细节只可能是执行任务的人才知道。
但是，前面也提到，这些人的身份是经过层层加密的。
加密谨慎，解密自然也就不容易。
蒋组长一行人拿着卷宗瞅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蒋组长决定，直接向当事人问个明白。
案情表上一共就记录了两个人名。
其中一个，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已于 1946 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如今只剩另一个人——
林伯渠。
现在人在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二话不说 年 12 月 6 日天一亮，第三调查组就坐上了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
几天后，他们在办公室见到了林伯渠。
林伯渠
见面时，林老是热烈欢迎，但一听到调查队提到当年的黄金案，刚刚的笑容随即消失。
当年因为黄金失踪，同志们死的死，伤的伤。
许多机要任务也因为没有资金，只能放弃。
这一直林伯渠心里的一道坎。
他叹了口长气：
“如果邓发还在的话，那还好办。
“他知道的细节，比我多，但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地下联络人其实是政治保卫局领导的。
黄金丢失之后，他也有去中央特科配合调查。
但他获取的信息确实有限，再加上年代实在过于久远，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
他只记得第一站的联络员姓秦，其他各站一概不知。
原红三军团政委高自立同志或许知道些什么，因为这个秦联络员，曾经是他的警卫员。
那么，高自立现在官居何职呢？
林伯渠告诉他们，高自立在沈阳，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副主任。
那还等什么呢，一行人立刻整理行装，从北京一路直奔沈阳。
当时，49 岁高龄的高自立同志正躺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没办法接见他们。
但高自立同志还是在弥留之际，将最关键的信息告诉了调查组：
“小秦同志呀，本名秦朴，他在十三兵团工作。”
一个月后，高自立同志与世长辞。
听闻十三兵团正在广西驻防，一行人又调头南下，从东北奔西南，坐火车途径三千多公里赶到广西。
走南闯北，几经颠簸，终于，他们在南宁郊区的驻防地见到了秦朴同志。
毕竟是从红军时代过来，几人见面时，小秦同志已经坐到了副师长的位置上。
18 年前执行任务时，他的对外身份还是瑞金县内盛福饭庄的一个跑堂，上线领导是一个伪装成掌柜的资深联络员。
一天，领导给他制造了一起假的工伤，让他带着盒子去福建南平找大夫“疗伤”。
小秦同志得令，快马加鞭，走了五六天，赶了五百里路，来到南平的一座帝爷庙前。
庙里的住持，就是他的交接人。
小秦同志知道，组织上的事不能多问。
只要对方对得上暗号，钥匙打得开盒子。
再把盒子交出去，凭证拿回来给“掌柜”，任务就算完成了。
小秦同志直到现在都搞不明白那块碎片状的凭证是什么。
直到办案人员在桌子上比划出一个“快”字，他才恍然大悟说：
“哦！原来是快字的起笔点呀，难怪上面跟粒黄豆似的。”
蒋组长问小秦同志，“你是否还记得帝爷庙住持的长相？”
他挠破脑袋憋了半天，想了一想，说：
“记得记得，那人 30 来岁，皮肤黝黑，小脸大眼睛的。”
这形容好比“他有眼睛鼻子嘴巴”，调查组只好先打通长途电话回上海汇报工作。
悬案办公室那边让他们赶紧去找找这个住持。
而且他们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悬案办公室终于翻到当年的绝密档案了。
4
悬案办公室找到了前五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
但唯独从松江去上海的那一位像是销声匿迹了一样，一点痕迹都找不到。
调查组只能先从这五人入手，他们先去找了南平那位伪装成住持的地下工作者，紧接着，他们又去了福州、温州和金华。
这一趟下来，得到的消息还是少之又少。
只能确定的是这些人都没有问题。
没办法，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最后一个人。
此人名叫刘志纯，他是黄金案第六站，也就是从杭州到松江站的地下交通员。
他是目前调查组所知道，和失踪调查员见过面的人。
他必然能提供什么重要的线索。
调查组找到他时，他已经和党组织脱离了关系，在民间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在一间竹行做伙计。
一说起黄金案，刘志纯两眼放光，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执行组织的任务。
刘志纯将那次任务的过程全盘复述了一边。
那是 1931 年底的一天，刘志纯从武林门内的一家竹行收工。
一回到家，他就发现自己门下塞着一封信，南京寄来的。
他打开一看，密密麻麻全是暗语。
是组织寄来的信。
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从收到信件的第二天开始算起，算到第 16 天至 18 天，每天 11 点，去西湖楼外楼，照着暗语，等人接头。
接到命令的刘志纯，看着里边的提示，反复计算并对好时间。
然后按照时间表，准时跑到对接的地点。
他并不知道，具体对接人会在什么时候来。
所以，他必须每次计算好时间，一次次地在那里等待，直到任务完成。
可谁知，当他二次跑去楼外楼时，一位国民党军官找上了他。
刘志纯刚转身要跑，却被对方拉住，说：
“别慌，我也是同志。”
两人对上了暗语。
男人告诉他：
“过不了多久，会有一个人来找你。”
“你跟他对上暗号，收下盒子，后面自有安排。”
说罢，便将信物交给了刘志纯。
后面的流程就跟前面几位联络人一样。
几个星期后，刘志纯拿到了盒子，并带着东西去了松江，在汉源客栈住了下来。
他一连等了三天。
按照原计划，如果四天之内还没有人过来接头，他就要把东西带回杭州藏起来，等待组织的下一位联络人。
就在他即将动身离开之时，第四天下午，一位三十岁出头，头戴黑色绒线帽、身披黑色棉袍的男子，顶着寒风飞雪，踏进了汉源客栈的大门。
男子双手揣在袖管里，站在大厅内左顾右望，一言不发。
账房管事的伙计看见，就接待了他。
两人一搭上话，男子便问：“近日可有一竹行伙计下榻此店？”
刘志纯此时正在屋内取暖，看着外面的陌生人
一听，敢情这是同志来接头了！
还没等账房传话，便自己走了出来，将黑袍男子邀至炕上。
屋门一关，刘志纯拱手说道：“敝人姓刘，先生可是找我？”
男子上下打量，随后互对暗号。
确认无误后，对方从棉袍里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了铜盒锁具。
交割完成，对方一刻也没有耽误，拎着盒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消失在寒夜的尽头。
刘志纯后来回忆说，黑袍男离开才五分钟，巡警就进来查房了。
惊心胆战，这联络人要是再晚来几分钟，他们俩可就要连人带货交代在这里了。
临走之前，男子将“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
五天后，又有一人来找刘志纯，被伙计拦在竹行门外。
该人自称是先前由刘负责的客户，此番前来只为验货。
老板听闻，没有多问，随即放行，让刘志纯领人去了后院。
前脚刚踏进后院，刘志纯便心领神会，见四下无人，与那人对上了暗号。
确认是组织派来的同志后，刘志纯立刻将“撇”交予对方。
以上，便是任务的全部过程。
逻辑自洽，流程也基本对得上。
看来，问题就出在那位黑袍男子身上。
这人应该就是运送路线上的最后一位联络人。
组织的特别经费经过他的手，然后就消失了。
要查明疑团，就必须将他找到，问个明白。
这个线索固然重要，可是十八年的岁月变迁，想找到一个不知名的人物，简直难如登天。
案件再度陷入了瓶颈。
5
1950 年 2 月 1 日，到了向上海汇报工作的时间。
悬案办的其他调查组都在汇报最新进展。
唯有蒋组长硬着头皮汇报遇到的麻烦。
这时，领导告诉他，要多学习其他组的办案经验。
不厌其烦地排查，打破砂锅总能问到底。
最重要的，是要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调查。
什么才是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一个人，只要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办案人员根据刘志纯的供述，模拟了一遍当年的情形。
——双手揣进袖管进门，说明他手上没拿东西。
没打招呼，说明他跟店里的伙计互不认识。
而旧社会的人员流动又不像今天这么频繁
如果是本地人的话，掌柜、账房肯定认识他。
松江是军事重镇，城门是要按时关闭的。
他一个外地人，大冬天的，又是空手而来。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已经找到了下榻的地方。
因此，从附近可以住人的地方入手，说不定能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于是，调查组立即展开行动。
经过一番调查走访，得到以下情况。
民国二十年，当地就五家旅馆。
后因战乱，关闭两家。
到解放后，仅剩三家。
住客的账本，丢的丢，烧的烧。
少有几份保存下来的，逐一排查，也不见那天有什么可疑人物入住。
总的来说，被领导这么一点醒，调查组一行人的思路是打开了，但没有完全打开。
临近除夕，正当一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一次饭局却让案件有了转机。
原来，调查组里有一个叫胥德深的山东人。
他的老乡在松江军分区司令部任参谋，知道胥德深在当地办案后，便想邀请他过来叙叙旧。
胥德深一个人去不太好，便想带上调查组的人过去随个便饭。
饭局上，几人聚餐畅饮，觉得菜肴口味俱佳，厨艺甚好，便把掌勺的给叫了出来敬酒。
推杯换盏间，他们聊起了工作上的不快，包括查案一事。
听组员们说完，一旁的掌勺人思索片刻，问道：
“五家旅馆你们都查了，那保安团司令部你们查过了吗？”
众人面面相觑，这个保安团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掌勺人名叫老柏，是松江地界上名副其实的老江湖。
因为厨艺精湛，所以解放前常常被当地保安团雇去做饭。
一回生两回熟，保安团的虚实被他打探得明明白白。
他知道，司令部旁有一个招待所，能住五十人。
该所一般只接纳国军人员，但房间闲置时，平民也可入住，不过需要连长级别以上的军官签字担保才行。
听罢，调查组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动身前去松江公安档案室调查。
保安团是国军的治安单位，解放后自然是被公安机关取缔。
关于保安团的资料，现在都还堆在档案室库房里。
费了好一会工夫，调查组找到了民国二十年的住房记录。
从中发现一条关键信息，那就是在当年的 12 月 3 日晚上，有一位非军人旅客入住于此，名叫梁壁纯，还是上海人，在“祥德源国药号”上班。
当天下午，调查组登上返沪火车。
一行人感慨，祖国大江南北转了一圈，查了一年，又回到原点上海。
上海毕竟是他们的主场，查起事来也方便许多。
次日除夕上午，调查人员从上海市卫生局了解到，“祥德源国药号”是一家中药店，老板姓孔，注册于法租界，已于九年前注销歇业，现址是一家鞋帽店。
但奇怪的是，到鞋帽店一问，不管是老板、还是伙计，都不知道这家中药店的存在。
向附近居民打听，也是一问三不知。
所幸的是，一位年长的老上海居民知道此店。
调查组赶紧问他记不记得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
老翁点了点头，单臂大回环竖起大拇指说道：“确实有一个姓梁的店员，叫什么不清楚。梁师傅抓药技术了得，是祥德源国药号的一把好手。”
“后来呢？他现在住哪？”
“后来呀？您猜怎么着，失踪了！”
失踪？这就对了，那 120 两黄金不就是失踪了吗？
说明线索有用，功夫没白费，没查错人。
办案人员拨云见雾，茅塞顿开。
看来，这个姓梁的作案嫌疑最大！
6
调查组又以梁壁纯的关系人为切入口，从一位名叫李小庆的药工师傅那里，得到一张合照。
这个李小庆也是祥德源药房的伙计。
1931 年中秋佳节，全店员工一起下馆子聚餐，拍下了这张合照。
尽管年代久远，照片泛黄，但他还是能清晰地指认出站在角落里的梁壁纯。
1950 年 2 月 24 日，照片被送到杭州，交予刘志纯辨认。
刘志纯接过照片，往梁壁纯的头像一指，就是这人，他就是当年的黑衣人！
至此，最后一名联络人身份基本锁定。
至于中央特别经费是如何消失的，相信找到梁壁纯之后就能水落石出。
可以说，找到梁壁纯之日，便是案件告破之时。
全体办案人员兴奋异常，因为这是他们离真相最近的一次。
可十八年过去，物是人非，要上哪去找这号人呢？
药工师傅李小庆说，这个梁壁纯，他打听过，是嘉定人，离这不远。
当年失踪，很可能就是藏老家里了。
即使没有回老家，他在嘉定的亲朋好友兴许也知道些什么。
顺着这条线索，调查组又来到了嘉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地公安和居委会的帮助下，调查组找到了一位药店老板。
据他所说，梁壁纯是他徒弟。
得知其老家地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查走访，办案人员终于确定了梁壁纯现在所住的地方——上海阳泾镇。
然而，刚进屋，办案人员就傻眼了
——家徒四壁，丝毫不见携款潜逃的阔气。
办案人员冷静下来，心想，如果黄金真的是被这货私吞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应该是隐姓埋名藏匿起来才对。
毕竟 120 两黄金可不是小数目，即便是随意挥霍，也不可能半点不剩。
这说明，案子没完，还有隐情！
可梁壁纯是最后一个经手经费的联络人，经费是从他手里失踪的。
即便没偷，也脱离不了干系。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面对调查组的盘问，梁壁纯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将交接之后的事情娓娓道来。
原来，他从未想过私吞，甚至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盒子里面装的是啥。
18 年前，梁壁纯带着盒子来到上海，坐上黄包车，赶往最后的接头地点。
然而，就在上坡时，黄包车夫遇到了麻烦。
两个路人假装要过来帮忙。
正当梁壁纯察觉到两人可疑的行迹时，其中一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捂住他的口鼻，令他昏了过去。
醒来时，梁壁纯正在地上躺着，人没事，但盒子没了。
虽然他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啥，但是东西丢了就没法交差
渎职也是罪，并且从任务的保密规格来看，这里面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
空手回去少不了一顿罚，指定没好果子吃。
经过一番思想挣扎，梁壁纯选择了逃避，携家带口连夜逃回嘉定老家，辗转来到上海定居。
由于梁壁纯的突然失联，组织错失了追回经费的最佳时机，最终酿成了这桩十八年的历史悬案。
比起这些，办案人员更关心的是
既然梁壁纯没有私吞，那么从他手中劫走金条的又是何方神圣？
7
没想到案子会这么曲折，调查组再次陷入困境，几个月下来也是毫无头绪。
不过，老天有眼。
就在这时，一位上海老刑警，为办案人员点明了迷津。
他说，监狱里有个犯人知道此事，并有意与调查组合作，希望能够戴罪立功。
办案人员来到监狱。
经审问，这名犯人名叫冯安宝，当过黄包车夫。
他有一个表哥叫吉家贵，喜欢干偷鸡摸狗之事。
吉家贵原本在舞厅看场子。
民国二十年, 舞厅倒闭，吉家贵就暂住于冯安宝之家。
一天, 吉家贵突发奇想, 借走了冯安宝的黄包车，借口说要拉车接客赚钱。
可拉黄包车是件苦力活，赚不了多少钱。
但奇怪的是, 一个月后，吉家贵却有了一大笔钱。
后来，吉家贵用这笔钱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 生意很好，在城隍庙旁边还有分号。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用那辆黄包车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了。
办案人员听了冯安宝的供述之后，就问他被借走的那辆黄包车的样式。
令调查组感到惊喜的是, 居然与梁壁纯遭遇的那辆对上了。
据此, 几乎可以断定, 吉家贵有重大嫌疑。
上海市公安局连夜将吉家贵抓获，并从其家中搜出白铜盒。
经梁壁纯和刘志纯两位联络人辨认, 是当年护送的盒子没错。
人赃并获, 证据确凿。
吉家贵交代了当年行凶的过程。
他是主犯，还有两个从犯，分别是刘阿古和庄克。
当年, 吉家贵假冒黄包车夫, 刘阿古和庄克则扮成路人行凶。
目标是做几票弄点钱开店, 没想到第一次“下网”，就捞到大鱼。
他们也怕惹祸上身, 于是每人分赃四十两之后各安天命，断绝联系。
刘阿古正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于 1950 年 5 月 12 日在家中被侦查员逮捕归案。
经搜查，未获赃物金条，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 疑系用其所劫金条熔造。
另一案犯庄克, 家住卢家湾区杜家园蟠桃坊。
办案人员登门时得知，此人于 1937 年淞沪会战前夕, 参与国民党特务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 次年阵亡。
上海光复后, 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而庄克的父母尚且健在，并主动交出了庄克投军前交给他们保管的黄金二十两，另外二十两不知所踪。
至此，困扰 18 年的“特别经费失踪案”终于告破。
犯罪分子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梁壁纯因经费失踪后没有及时上报, 而是逃避现实, 脱离组织，以至于酿成大错。
故被判处“历史反革命罪”, 刑期十年。
判决生效后，梁壁纯被当庭释放, 并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交由地方政府管制, 相当于是判了缓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另外两位案犯，吉家贵、刘阿古则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并于 11 月 18 日伏法。
资料来源：
1.《特别经费失踪之谜》, 啄木鸟
2.许正.黄金大“劫”案[J].党史纵横(0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