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节 张氏叔侄冤案：无罪辩护，十年炼狱终昭雪
第 2 节 张氏叔侄冤案：无罪辩护，十年炼狱终昭雪
一个即将要退休的老检察官，每到深夜就难以入睡。
一个罪犯的哭诉时时回荡在耳边，让他辗转难眠：就因为好心载了同乡一程，叔侄二人就被打成奸杀犯，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判 15 年徒刑！
一桩冤案，十年无妄之灾，究竟怎样才能沉冤昭雪？
1.顽危犯的委托
2005 年的一个中午，新疆石河子监狱。
这座坐落于戈壁腹地的监狱，专门关押从各地转运来的重刑犯，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刺头收容所”。
石河子监狱所在区域
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的驻监检察官，张飙，像往常一样来这里进行月度视察。
张飙检察官
他是自 1979 年全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第一批正式进入检察院工作的元老。干了 25 年，很快就要退休了。
这一天，他得到一个消息：有个犯人情绪很不稳定，成天喊冤，顶撞管教，对劳动改造有抵触情绪，影响监狱管理，对其他犯人的改造很不利。
张飙干了这么多年检察官，什么犯人没见过？
有种人，为了减刑无所不用其极，瞎喊自己冤枉，真当公检法是吃软饭的？
当时的张飙并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会面，会改变两个人的一生。
在会见室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张高平。
张高平
这个身材消瘦，面颊凹陷的中年汉子，一上来就给了张飙一个下马威。
“我不是罪犯，没什么可报告的！”张高平压根没抬眼看下检察官。
没想到张飚温和地说，“没事，不报告就不报告吧，坐下说。”还给他倒了一杯水。
张高平愣住，平常他们只能蹲在地上接受问话，头一回被这么平和的对待，不禁
瘫坐在地，眼泪喷涌而出。
“我真的是冤枉的，我和我那侄子根本就没有干坏事，我们只是好心载了那个姑娘一程，没想到就被打成奸杀犯……”
张高平将自己诉说了无数次的冤屈再次倾倒出来，这一次没有人打断他，更没有人嘲笑他。
入狱不到 1 年的时间里，他写了整整一麻袋的申诉材料。
张高平像祥林嫂一样，日复一日逢人便诉说自己的苦难。
不同的是，祥林嫂最终死在鲁镇的冬夜，而张高平遇到了或许能帮他扭转命运的贵人。
即使是见过无数重刑犯哭天喊地的张飙，在面对嗓音嘶哑泪流满面的张高平，也很难不受触动。
但是，办案经验丰富的他，并不会被表象迷惑。
对于张高平所讲述的“冤屈”，他始终存疑，毕竟叔侄俩的案子早就判了，办案的团队相当专业，带队人是杭州“女神探”聂海芬。
人证物证俱全，杭州市中院下的审判书，真的有错判的可能吗？
回到检察院后，张飙坐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沉思：这个案子，到底要不要查？
他已经快退休了，工作这么多年，在系统内的朋友和后辈也不少，一旦开始调查，那势必会得罪许多人。
是图个清静把最后的岗站好，还是利用自己在岗位上的余热和影响力，为张高平“击鼓鸣冤”？
张飙的脑海中回响起自己离开前，张高平说的那句话：
“不管你信不信我，我相信你，相信法律，总有一天会还给我清白！”
张飙沉思片刻，将手伸向桌上的卷宗。
这一刻，他和张氏叔侄的命运齿轮，开始发生转动。
2.艰难的调查路
随着手边的卷宗一摞摞垒高，张飙的眉头也越锁越紧。
这起案子，远比他想象中更为复杂。
张高平作为石河子监狱的“A 类顽危犯”，以顽固和不服管教出名，因此得知张飙要着手调查张氏叔侄案的时候，石河子检察院相当错愕。
即便如此，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还是决定，和老上级一起着手彻查。
一查阅卷宗，张飙才发现，纰漏之处确实很多，其中有一些更是能直接影响定罪程序的大漏洞。
案件的经过算不上复杂，就表面来看，是一起典型的“强奸杀人案”。
2003 年的 5 月，非典疫情肆虐，一时间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医院灯火通明。
然而安徽歙县的大车司机张高平和侄子张辉，想趁这个时候冒险多跑几趟长途赚点钱。
张辉快结婚了，寻思着多赚点钱才能让媳妇和未来的孩子过上好日子。
辛苦谋生的叔侄
当时的二人并没有料到，这趟出车，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5 月 18 日晚上 9 点，两人驾驶货车开往上海，途中经过“老竹铺”镇非典检查站时，同乡少女王冬请求搭车去钱江三桥。
张氏叔侄爽快同意了，将王冬送到了离钱江三桥很近的一个立交桥。
王冬下车的艮秋立交桥
和女孩告别后，二人披星戴月，顺利到达上海后卸货、洗车、回程，一切如常。
然而在 23 日晚，二人再次前往上海，却在“老竹铺”非典检查站又被叫停。
车窗刚摇下来，一帮全副武装的警察一拥而上，端起枪将车围了个严严实实。
原来，就在与王冬接触的第二天上午，女孩的尸体被发现，下身赤裸。
而张氏叔侄被认定为“最后见到王冬”的头号嫌疑人，直接被拘留。
被审判的张氏叔侄
按理来说，事情进行到这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接下来的卷宗内容，却让张飙大感诧异。
这起案件，一共只有 26 条证据，唯一一条指向张高平、张辉强奸致人死亡的，是一名与张辉同监的犯人袁连芳的间接证言。
这个，姑且算一条重要的证据，那其他的怎么说？
卷宗显示，从死者指甲中提取的一名男性的 DNA，经鉴定排除了系属张高平、张辉的可能。
这条对张氏叔侄大大有利的证据，却被认定“与案件并无关联”。
至于剩下 24 条所谓“罪证”，不是没用，就是指向叔侄无罪。
即便如此，二人依旧被判刑：张高平 15 年有期徒刑，张辉死缓！
一个被关在北疆监狱，一个被关在 1200 公里外的南疆监狱里。
仅凭同监犯人之口就认定他俩有罪？
这可不是诈骗案盗窃案，案情简单危害较小，而是一起实打实的恶性奸杀！
如此草率，真的符合人民警察的办案理念吗？
他又翻开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里面的内容更是让他眉头紧皱，神情沉重。
这份申诉材料，是张高平的妻子找到的律师，王亦文，替委托人整理出来的。
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第一个案子就敢接下如此复杂的，因此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有丝毫马虎。
申诉资料里清清楚楚写着，5 月 19 日凌晨，张氏叔侄的卡车驶出杭州收费站。当时站点提供了票据，上面的时间可以证明二人根本没有空闲作案、抛尸。
然而王亦文去收费站要监控和发票记录时，却被告知原始数据丢失，无法查看！
至于叔侄二人收到的发票，也在回程收拾车子的时候扔掉了。
不仅如此，在杭州市看守所与张高平单独会见时，王律师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自己的委托人，很有可能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张高平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烟头烫出来的疤痕。
他含着眼泪，告诉王亦文律师，自己从 5 月 23 日到 6 月 17 日整整三周半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
看守所里的警察，不给他吃饭喝水上厕所，逼着他认罪，稍有不从就用烟头烫，要么就是罚他蹲几个小时的马步，蹲不住就打。
这些还算轻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张高平咬牙硬忍着。
然而，在“上面”的指示下，牢头将张高平倒吊在房梁上，等他脑袋充血意识模糊时再放下来，让他“金鸡独立”，站不稳就是抽。
这些被王亦文律师记录下来的信息，原原本本地展示在张飙的面前。
他思虑片刻，决定直接打电话汇报上级。
很快，石河子市检察院决定以一级检察机关的名义，正式向浙江省检察院发函。
当然，都是同事，再加上案件已经宣判，直接说“你们办错案了”肯定不合适。
因此石河子市检察院只是温和地提醒“希望贵院予以重视”。
函件中，还另外附录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和谈话的详细笔录。
然而，这份凝聚了张飙、张高平、王亦文律师和整个石河子检察院努力的调查材料，却如同泥牛入海，毫无回音。
这次的失败，直接将张飙扔进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中。
一方面，作为驻监检察官，他听取犯人申诉、查阅卷宗、核实信息、逐级上报，虽然获得了同事和领导的支持，但无形之中已经和当时的办案单位形成对立。
工作中最忌讳的，就是找同事的茬，还是那种足以让对方翻车的大问题。
另一方面，他辜负了张高平的期望。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张氏叔侄”无罪，张飙也确实努力了，但就是没结果。
他要怎么面对监狱里那个苦苦等待着救世主的男人？
“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我没办法，这牢你非坐不可，自求多福吧。”
张飙不可能对张高平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他主持正义的行为已经引起监狱方面的不满了，在一次狱情通报会上，有狱警直指张高平仗着检察官“撑腰”，越来越不服管。
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张飙几乎不敢去监狱视察，他日日被失眠困扰，话也越来越少，身体状况更是越来越差。
直到 2008 年夏天，他再次到监狱例行巡视时，鼓起勇气同意了张高平见面的请求。
见面的那一刻，两人相顾无言，眼中都有泪光闪烁。
过了好一会，张高平才抹了把脸，上前将一本被汗浸透的杂志递给张飙：
“张检察官，您看看这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叫《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叫马廷新的河南农民被指控犯下灭门案，在一个律师的帮助下沉冤昭雪，被无罪释放的事情。
而将马廷新定为“杀人犯”的唯一证据，也是一个证人的证词。
看到证人名字的那一刻，张飙愣住了：
袁连芳。
这个名字，和指控张辉犯案的那个人，一模一样！
袁连芳
做出了伪证的人，却能在翻案后全身而退，在相隔不到一年的另一起案件中，继续神秘出现，这也太蹊跷了！
在联系各方确认这两个“袁连芳”确实为一个人后，石河子检察院在接下来的 3 年里，5 次将张高平案件的相关资料和检察院对案件疑点的意见，寄往 4000 公里之外的浙江方面。
最初寄平信，后来又走“内部加急通道”，然而依旧毫无回应。
张飙知道，自己和同事的努力已经到头了。
2008 年的寒冬，全国各地都飘起了鹅毛大雪，59 岁的张飙看着漫天的白，长叹一口气。
临近年关，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团圆的气氛被厚厚的积雪衬得更浓。
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知道，备受煎熬的除了自己，还有张高平叔侄和他们的家人。
张飙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张高平之前给他看的那篇文章。
那位帮马廷新逆风翻盘洗清冤屈的律师朱明勇，能不能帮帮这家人？
朱明勇律师
想到这里，张飙快步走回家，一个电话打给张高平的哥哥，也就是张辉的父亲张高发：
“张老哥，记住我说的话，你弟弟和儿子是冤案，千万不能放弃，砸锅卖铁也要坚持下去！去找朱明勇律师，他是你们家最后的希望了。”
“记住我的电话号码，等见到了人一定告诉他！”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朱明勇律师还不知道，他即将联手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和一位快要退休的陌生检察官，打一场硬仗！
3.老父亲的奔走
2010 年 11 月 24 日，又是一年寒冬。
朱明勇律师正在河南与一个冤案当事人讨论国家赔偿事宜时，手中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一看来电人显示是“安徽冤案”，朱律师匆忙接起电话。
张高发
一个苍老而疲惫的声音遥遥传来：“朱律师，我到北京了，现在在您办公室这儿，您的同事说您又出差了，您现在在哪儿呢？”
朱律师回答：“我在河南这边呢。”
“那我来找您，离得远没关系，能见着您就行。”
朱明勇梗了一下，随后叹了口气：“你真要来就来吧，现在还能赶上最后的火车。”
将自己的地址告诉对面后，朱明勇挂断了电话，陷入沉思。
听筒那边的人，正是张高发。
从两年前开始，张高发就一直在想方设法找朱明勇律师，奈何信息不通又路途遥远。
从未放弃希望的张高发
但张高发一直没有放弃，四处打听，千里迢迢赶赴河南，终于要见到朱律师本人了。
深夜 12 点，朱律师终于完成了手头的工作，一路七拐八绕，才找到张高发住的“宾馆”——一个简陋的路边汽车修理部。
昏黄的灯照着“客房上楼”的牌子，楼梯却怎么也找不到，朱律师绕着老旧的小楼走了好几圈，才看到一个螺丝松动，锈迹斑斑的铁梯。
走到霉味浓重的走廊尽头，朱明勇律师终于看到了张高发所说的“201”，他推开虚掩的门，和一个面露警惕的老人对上了眼。
老人激动地起身相迎：“可是朱律师啊？”
“是，我就是朱明勇。”
说话的间隙里，朱律师花了两三秒将这个小屋子打量了一遍：不到五六平米的逼仄空间，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桌子椅子，甚至连门锁都没有。
他回过神，张高发已经颤抖着掏出一叠满是折痕的材料。
“你带着材料，住这么一个连锁都没有的房子里，这也太不安全了，万一材料丢了，怎么办？”
张高发嗫喏着回答：“这里便宜，是 30 元一晚上。”
朱律师心中不忍，二话不说，直接带着张高发到市里面的快捷酒店开了一间房。
其实，张高发曾经没有那么窘迫，一家人靠着大车生意攒下数十万存款，在那个时候绝对算得上家境殷实了。
然而，为了给弟弟和儿子平反，他走南闯北，去过信访办，找过地方政府，资财散尽却屡屡碰壁。
五年，一个意气风发的男人，沦落到两鬓斑白、穷困潦倒的境地。
喝着朱律师泡的茶，张高发一边抹眼泪，一边把案件的原委和盘托出。
朱明勇一边看材料，一边频频点头，直到张高发说：“新疆有个检察官也很关心这个案子，是他叫我们来找你的，我们找你找得太不容易了，都找了两年多了！”
说着，还把写了张飙姓名、手机座机电话和上班时间的纸条拿给朱明勇看。
饶是见多识广的朱律师，也对这个素未谋面的检察官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一般的公职人员留给当事人的电话只会是办公电话，很少留下手机号码，这个检察官，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企图？
案子判了，人在服刑，一个检察官为什么如此倾力关注一个“冤案”，不怕得罪体制内的大佬吗？
房间的灯亮了一整夜，两人都有些累了，而“袁连芳”这个名字的出现，让朱明勇瞬间瞪大了双眼：这个袁连芳，和作伪证陷害自己前一个委托人马廷新的，是同一个人！
朱明勇曾经尝试过找到这个人的踪迹，然而不知道是被保护得太好还是根本不存在，最终也没能找到。
而接下来的证词记录，则让朱明勇确信，“张氏叔侄案”也是一起毫无悬念的冤案！
在马廷新案中，袁连芳曾经作证“同号犯马廷新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他的犯罪经过”。
而在张高发出示的材料中，袁连芳说了一模一样的话——“同号犯张辉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犯罪经过”。
话术一点没变，还有什么好说的？
眼看时间已经很晚了，朱明勇站起身告别：“材料我先拿回去看看，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会想办法，明天上午我再来看你。”
长期的劳苦奔波，已经消耗掉了张高发全部的精力，听到朱律师的话，他甚至一时半会没反应过来，直到朱律师走到门口他才急急起身：
“那谢谢朱律师啊，我从老家带了一条火腿专门送给你的，您拿走吧。”
那条火腿，装在一个黄色的编织袋里，封口扎得很紧，绑着一个小木棍子。
张高发就是挑着这份心意，从安徽到北京再到河南，蹉跎得满脸沟壑，一身风尘。
再三推辞后，朱明勇律师还是收下了这条火腿，和张高发告别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坐在办公桌前，他陷入了沉思。
实际上，朱明勇律师曾经也是体制内的一员。
他在纪检委工作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在研究生毕业时拿到了公务员考试笔面双第一的优异成绩，可以直接进检察院工作。
但他并没有接这根橄榄枝，因为纪检委的工作经历让朱律师深知：在公务员的体制里，他骨子里的侠义精神和远大抱负是无法实现的。
马廷新案的成功可以复刻吗？自己的能力，足够对抗连老牌检察官都束手无策的杭州警界和司法界吗？
他看着沙发旁倚着的编织袋，脑海里全是张高发苍老的脸和声泪俱下的恳求，还有那张寄托着张飙信任的纸条。
天光从窗帘的缝隙中隐隐透出，照亮了桌上承载了许多人努力的案件材料。
朱明勇下定决心：
这个案子，非接不可！
做无罪辩护！
4.敌人在内部
将案卷又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后，一夜没睡的朱明勇又找到张高发，告诉他：“这个案子我接了，你回去吧，不要到处上访、申诉了。既然我接了，我就会办到底，但是时间也许不会那么快。”
听了这话，张高发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么多年，他找了无数律师，除了一开始的王亦文律师一直在为自己提供帮助，别的不是婉拒就是直接回绝。
张高发拉着朱明勇的手，语气非常激动：“朱律师啊，真的啊，你接这案子啊？”
“是的，接了，我接了。看你们申诉了这么多年，也很不容易，我帮你们打这个官司。”
他很清楚，张高发绝对付不起高昂的律师费，但是那又如何？
铁肩担道义，为弱者发声，就算最后分文没有，只要案子能翻，就是值得的！
送走张高发后，朱明勇律师在自己的微博上接连更新数条，有对张高发的心疼，有对张氏叔侄的关怀，有对张飙检察官的致意，但更多的，是谴责。
执业生涯里，他曾被抬出法庭，被人打电话威胁，被曾经是自己同事的人劝退。
这些都不会阻止他为正义奔走呼号。
“感谢跨省、感谢追捕、感谢陷阱、感谢喝茶、感谢监控，它让我们学会做一个充满风险与魅力的、真正孤独而坚强的刀尖舞者。”
“为真相而激动，为正义而疯狂！”
朱明勇带领自己的团队一头扎进“张氏叔侄冤案”里，他们的矛头，第一个对准的就是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杭州“女神探”聂海芬。
巧的是，就在 2005 年，聂海芬团队侦破了一起大案。
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勾海峰是个出租车司机，因为和一名年轻的女大学生乘客发生口角，怒而将其杀害，抛尸垃圾箱。
而他作案的地点，正是此案死者王冬要去的目的地——钱江三桥。
钱江三桥
死者都是独身女子、被害时间都在晚上，都是被扒光了衣服后弃尸路边的。
这样的巧合，很难让人不怀疑，勾海峰是不是杀害王冬的真凶。
但是勾海峰早就被执行死刑了，想彻查两起案件的关联，几乎不可能。
即便如此，依然可以进行这样的猜测：
其实，在侦办王冬被害案时，聂海芬就知道叔侄二人不是真凶。
但是因为案件影响恶劣，破案压力大，真凶又迟迟没有出现，所以她特地安排了袁连芳作伪证，将杀害王冬的罪名强行安在张氏叔侄的头上。
直到 2005 年勾海峰落网，聂海芬才意识到此人其实才是两年前王冬被害案的真凶。
但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名声，她最终选择了沉默。
朱明勇不敢细想，他决定立刻动身，去杭州一趟。
2011 年年初，朱明勇带着张高平来到浙江高院查询张家七年来申诉的进展。
他心想：张高平申诉了七年，哪怕进度不乐观也聊胜于无，总比从头开始要好。
然而，浙江高院申诉庭的法官却告诉他们：电脑里没有这个案子的申诉资料！
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张高发这七年来的努力，几乎等同于白费吗？
法官委婉地说，这起案子在院里面很出名，大家都知道，但是证据证明无罪，谁也不敢做出头鸟受理申诉。
朱明勇强压怒火，努力平复心情，他告诉申诉庭的工作人员，就当这次是第一次来，现在马上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登记。
结果怎么样暂且不论，至少要把这第一步跨出去。
随后，他立刻写了一份申诉状，填了一张《信访登记表》，站在工作人员旁边，确保计算机录入了申诉信息才离开。
之后，朱明勇让张高平回家等消息，自己则和团队一起，开始了每月一次的“杭州之旅”，紧盯检察院和法院，督促案件进展。
就在这个过程中，朱明勇收到了自己素未谋面的同伴，张飙检察官的短信：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有关张辉、张高平的案件，只能拜托你了。”
“申诉很难，你千万别放弃。每到深夜，想起张高平哭诉被刑讯逼供的情景，我就整夜难以入眠。”
朱明勇律师看着这样的文字，也忍不住哽咽了，从业多年的他见过无数检察官，哪一个面对“冤案”不是避之不及？
而张飙，却能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一位申冤的劳改犯如此用心，让人为之动容。
也正是这条短信，让朱明勇坚定了继续斗下去的信念。
半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然而整个申诉进程，还是停滞不前。
直到 2011 年的夏季，一次偶然的机会，朱明勇律师的朋友为他引见了一位《东方早报》的新手记者，鲍志恒。
他并没有对这位年轻人抱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目前团队的第一要务是，通过媒体披露袁连芳这个神秘的“专职证人”，引发社会舆论对于这起案件的关注。
即便如此，依然可以进行这样的猜测：
其实，在侦办王冬被害案时，聂海芬就知道叔侄二人不是真凶。
但是因为案件影响恶劣，破案压力大，真凶又迟迟没有出现，所以她特地安排了袁连芳作伪证，将杀害王冬的罪名强行安在张氏叔侄的头上。
直到 2005 年勾海峰落网，聂海芬才意识到此人其实才是两年前王冬被害案的真凶。
但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名声，她最终选择了沉默。
朱明勇不敢细想，他决定立刻动身，去杭州一趟。
2011 年年初，朱明勇带着张高平来到浙江高院查询张家七年来申诉的进展。
他心想：张高平申诉了七年，哪怕进度不乐观也聊胜于无，总比从头开始要好。
然而，浙江高院申诉庭的法官却告诉他们：电脑里没有这个案子的申诉资料！
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张高发这七年来的努力，几乎等同于白费吗？
法官委婉地说，这起案子在院里面很出名，大家都知道，但是证据证明无罪，谁也不敢做出头鸟受理申诉。
朱明勇强压怒火，努力平复心情，他告诉申诉庭的工作人员，就当这次是第一次来，现在马上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登记。
结果怎么样暂且不论，至少要把这第一步跨出去。
随后，他立刻写了一份申诉状，填了一张《信访登记表》，站在工作人员旁边，确保计算机录入了申诉信息才离开。
之后，朱明勇让张高平回家等消息，自己则和团队一起，开始了每月一次的“杭州之旅”，紧盯检察院和法院，督促案件进展。
就在这个过程中，朱明勇收到了自己素未谋面的同伴，张飙检察官的短信：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有关张辉、张高平的案件，只能拜托你了。”
“申诉很难，你千万别放弃。每到深夜，想起张高平哭诉被刑讯逼供的情景，我就整夜难以入眠。”
朱明勇律师看着这样的文字，也忍不住哽咽了，从业多年的他见过无数检察官，哪一个面对“冤案”不是避之不及？
而张飙，却能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一位申冤的劳改犯如此用心，让人为之动容。
也正是这条短信，让朱明勇坚定了继续斗下去的信念。
半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然而整个申诉进程，还是停滞不前。
直到 2011 年的夏季，一次偶然的机会，朱明勇律师的朋友为他引见了一位《东方早报》的新手记者，鲍志恒。
他并没有对这位年轻人抱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目前团队的第一要务是，通过媒体披露袁连芳这个神秘的“专职证人”，引发社会舆论对于这起案件的关注。
当一切手段都宣告无效时，舆论压力就成了最后的希望。
而初出茅庐的鲍志恒，可能难以挑起大梁。
毕竟朱明勇之前也联系过不少经验丰富的老牌记者，最后不是婉言谢绝，就是束手无策。
没想到，鲍志恒真的接下了这个棘手的任务，还获得了报社的支持，准备和朱明勇一起远赴新疆采访。
更意外的是，张飙检察官二话不说，直接同意接受采访详细面谈。
此时的张飚很清楚，当体制内的程序走到山穷水尽，媒体的介入或许是张氏叔侄冤案得以解决的唯一机会。
随后，就是千里奔袭，去新疆分别找到两名当事人了解情况了。
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一个在北疆的石河子，一个在南疆的库尔勒，相隔 1200 余里，为了节省时间，朱明勇当机立断：团队分头行动。
一名律师前往新疆，会见当事人，接触检察院；另一名律师前往杭州，继续督促再审。
而《东方早报》也决定增派记者协助调查。
坐镇北京调度团队的朱明勇找遍了业内所有的朋友，就为了一件事：
找到袁连芳！
各条线交叉进行，互不干扰，七年来一直没有进展的平冤，以迅雷之势向前推进。
短短数周，袁连芳的全部信息就摆在了朱明勇的办公桌上。
袁连芳，男，杭州本地人，时年 49 岁 年因为售卖淫秽碟片和女友一起被捕，各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二人先是被关进管理相对宽松的杭州市看守所，之后袁连芳就动起了歪心思，希望可以一直留所不去监狱。
而这样一个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还会讨好管教的“好犯人”，也正是当时的警方苦苦需要的。
就这样，袁连芳成了警方的“秘密线人”，第一个活，就是被外派到河南，搞定死不认罪的马廷新。
2003 年 4 月 8 日，袁连芳顺利完成任务，帮助河南的公安拿到了马廷新的认罪笔录和“亲笔”书写的“自首书”，回到杭州。
很快，他就收到了报酬：一年半的减刑。
一个多月后，他再次出马，幽灵般地出现在张辉的号房里。
这次可能是因为准备时间不够，他没来得及想出一套新的话术就去邀功了。
2004 年 8 月，杭州中院再次裁定袁连芳减刑，并称：“袁在服刑期间，认罪服判，认真遵守监规……服从分配，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准予减刑 10 个月。”
当年 9 月 12 日，袁连芳刑满释放，告别了囚徒生活，从此人间蒸发。
拿到这些材料，朱明勇和同僚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一路，他们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鲍志恒在杭州中院采访袁连芳立功减刑问题时被警告，如果敢报道此案将“走不出杭州”；
《南方周末》记者刘长的报道引来公安部对报社的问责……
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接下来，就到了反击的时刻！
5.胜利在望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东方早报》两篇长篇报道横空出世：
《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和《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
矛头直指“女神探”聂海芬，和整个浙江公检法！
一时间，高层领导冷汗涔涔，立刻通知下面的人去查。
谁都知道，这案子要是真的如报道所说又是作伪证又是刑讯逼供，一大堆人都得乌纱帽不保，甚至坐牢！
报道刊出的第二天，杭州市公安局立即将王冬指甲中残留的 DNA 样本重新取出，在警方数据库中比对。
八年前就可以做的工作一直拖到现在，结果自然也不会让他们“失望”——
王冬指甲中残留的 DNA，和勾海峰的高度一致，而这个时候，勾海峰已经被枪决了八年！
真正的犯人都已经重新投胎了，被冤枉的叔侄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苦苦忍受了这么多年非人的折磨。
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
但是这样的结果让杭州警方，甚至整个浙江政法高层都不愿意相信，他们还保留着最后一丝侥幸：万一是检查的仪器出问题了呢？
于是，他们决定再将样本送到司法部设在上海的物证鉴定机构鉴定，但是结果依旧相同。
他们再次派出领导前往公安部，找到鉴定专家，亲自求证在保存 10 年的王冬指甲中分离出的男性 DNA 是否存在被污染的可能性。
专家的回答铿锵有力：不可能！
即便铁证如山，浙江政法系统依然在巨大的轰动有平息之势时，选择了当缩头乌龟，想着把风头避过去，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朱明勇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舆论的时效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既然来一次不够，那就再来一次！
18 天后，《南方周末》的报道《狱侦耳目》直接震动了公安部。
确认报道内容全部属实之后，压力自然给到了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法院和检察院身上。
2012 年 2 月，浙江省政法委专案组远赴新疆，听取张辉、张高平的申诉，浙江省高院立案复查。
之后的一年里，浙江省检察院和最高法就像开了倍速，将案件的来龙去脉调查得清清楚楚。
2013 年 3 月 20 日，浙江省乔司监狱临时法庭开庭再审。
至此，再审结果已无悬念，无罪早成定局。
接到通知的那天，朱明勇站在自家的院子里，看着眼前的石碑，耳边响起了母亲的教诲：“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他再也无法压抑住内心复杂的感情，奋力将手机砸到地上，转眼间泪流满面：“苍天啊，大地啊。苍天啊，大地啊……”
再审法庭上，朱明勇的辩护词振聋发聩：“这个案件曾有七次纠正的机会，但是都被错过，十年冤狱需要反思……”
而最后陈述时，张高平朴素却震撼人心的陈述，更是让场上的空气为之凝滞：“你们是大法官、大检察官，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大法官、大检察官。”
“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和制度的完善，他们也可能像我们一样，蒙受冤狱，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已经哭成泪人的张辉, 语气哽咽但坚定：“站直了, 别哭！”
6 天后的上午 10 点, 浙江省高院再审宣判，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浙江省高院副院长向他们鞠躬致歉。
沉冤昭雪的叔侄与张飙检察官共同迎来胜利
在戈壁上被暴晒了无数个日夜的张氏叔侄, 第一次觉得阳光是那么温暖又让人振奋。
整整十年, “张氏叔侄冤案”终于宣告平反。
全新的人生，在等待着所有人。
6.余波微漾
最后的最后, 张高平和张辉获得 220 万元的国家赔偿和一笔相当数额的法院补偿。
这些钱买断 10 年的彩色人生, 换来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不算多。
迎接新生活的张氏叔侄
而为虎作伥的“耳目”袁连芳，独自租住在一个 10 平方米的房间里，中风偏瘫，病痛缠身。
他向一位同吃同住半个月的记者袒露心声：“我现在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坐牢等死……外面发生什么和我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理我了。”
“我曾经帮过的那些人，都不管我了……我很想说当年的事，但现在不能说……没什么好怨的，路是自己走的，没有希望, 没有过去。”
虽说是利欲熏心咎由自取，但看到袁连芳这样的结局，也不能不叹息一声。
至于冤案的始作俑者之一, “女神探”聂海芬，结局却出人意料。
在媒体的追问下，浙江省政法委几度表示要追查责任，但是在 2015 年媒体曝出其将要晋升警监的消息，后续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而这起案件的第一棒王亦文律师依然坚守在小城歙县，偶尔会与张家人擦肩而过。
张飚检察官已退休，荣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模范检察官”“最美检察官”“全国法治人物”“模范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满身勋章的张检察官
经此一役，全国的冤假错案当事人都去找他申冤，石河子检察院又返聘张老先生, 为他专门准备了一间办公室。
而鲍志恒一跃成为“澎湃新闻”的法治报道部主任，站在为冤案当事人发声的第一线。
被问责的《南方周末》记者刘长, 在此案中了解到了律师的力量, 于是放弃了记者身份，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开始了律师生涯，向着榜样朱明勇律师的方向努力。
至于这起案件中, 接过最后一棒并且顺利完成比赛的朱明勇律师，依旧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波，为“马廷新”“张高平”们平冤翻案。
以张氏叔侄冤案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无罪》也在 2018 年上映，将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带到更多人面前。
电影《无罪》剧照
黑暗依然存在，仍有人在为光明的到来苦苦支撑, 奔波劳碌。
“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司法实践仍在路上。
主要参考资料：
1、《浙江启动对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冤案追责》，人民网
2、《叔侄冤案受害人提起国家赔偿 702 万，已进入程序》, 中国新闻网
3、《冤狱十年：张辉、张高平案始末》，《三联生活周刊》
4、《无罪辩护》，朱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