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马丁・路德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作为神学院学生，拥有神学博士学位的人，他的工作是思考。思考就必须怀疑。一般的学者怀疑经院哲学家们提出的论题也就算了，路德偏偏要去怀疑罗马教皇的权威。

当时的罗马教会和教民的关系，就好像是世俗政府和百姓的关系一样：

基督徒如果想获得上帝的祝福必须通过教会，其过程就像在政府部门办手续一样：要遵守教会的一切规定；要上缴足够的款项；要完成一系列的手续和仪式。

基督徒的愿望是洗刷自己的罪恶，成为「义人」。罗马教会看重信徒是否遵守律法、纳税、履行仪式这些外在的行为，认为这些外在行为是信徒成为「义人」的关键，这种观点在神学上被称为「因行称义」。

但是马丁・路德在阅读《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时，发现保罗所持的是「因信称义」的观点。

「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说，真心相信上帝，就可以成为「义人」。

说白了，罗马教会认为，外在的行为很重要。而马丁・路德认为，内心的信仰比外在的行为更重要。只要内心真诚信仰上帝就能得救；而是否遵守罗马教会的规定，是否上缴税款，是否完成昂贵的宗教仪式，这些都不重要。

显然，马丁・路德的观点是罗马教会不能容忍的。这就好比今天有人宣称，只要内心爱国，是不是守法、是不是缴税都不重要——你说哪个政府能容忍这种观点。

所以罗马教会一心想要弄死马丁・路德。

在讲路德大战教皇之前，我们还得再花点时间说说路德的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的基督教会里，不少人都热衷于赚钱敛财。原因之一是，有的教士是从世俗贵族转行过来的，把奢靡之风也带了来，以至于作家伊拉斯谟说：「许多男、女修道院与公共妓院无甚差异。」

公平地说，在虔诚的信仰下，当时仍有大批教士坚持清贫生活。但他们拦不住宗教仪式越来越奢华，即便是安贫乐道的教士，在面对信徒的时候也不得不使用装饰华丽的衣物器具。

还有更多的钱则花在了兴修教堂上。这些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

我们看外国电影，教堂在小镇上的用处特别大。举行仪式要用教堂，开会要用教堂，避难也要用教堂。这不仅是因为教堂的神圣性，也是因为教堂常常是一个地区质量最好、规模最大的建筑。

很多基督徒都舍得在教堂上花钱。教堂就拼了命往好里盖，以至于一个教堂盖上几十年都是常有的事。随便举几个著名教堂的修建时间：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重建）：120 年。巴黎圣母院大教堂：182 年。比萨大教堂：287 年。科隆大教堂：632 年。

还有一座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从 1882 年，也就是光绪年间就开始造，直到今天还没造好。现在还有一堆吊车工人在那儿使劲干呢。

这些教堂都堪称人类艺术的结晶，不仅建筑宏伟，而且装饰美轮美奂，常常用大量的黄金、宝石装饰。

而另一方面，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人挺穷的，且不说还一直打着花费昂贵的十字军战争。

这么大的耗费，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教徒身上搜刮了。

反正教会有无上的权力，很快，教会就有了一系列增加收入的办法。

《圣经》里多次提到，教徒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出来。有了《圣经》当靠山，教会便理直气壮地制定了「什一税」，规定欧洲百姓十分之一的收入都要上缴给教会。当各种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去世以后，他们的私人财产也归教皇所有。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税费，以至于后来教会的税收远超政府。比如 1252 年，英格兰全国贡献给教皇的财产是贡献给皇室的三倍。

在中世纪，百姓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教会本来就是世俗习惯。而且那时候除了神父外很少有人会写字，所以遗嘱多是神父代写的。后来教皇又干脆下令，只有神父在场，所立的遗嘱才有效，这样，教会就进一步垄断了立遗嘱事业。在神父的劝导下，不少百姓在临终前把全部遗产都赠给了教会。

教会还制定了大量的禁令，从贵族怎么能当皇帝到平民该怎么结婚等等无所不包。同时教皇又有赦免一切禁令的权力，这也变成了牟取暴利的手段。甚至于在咱们的历史上常作为政权没落标志的卖官制度，教会也开始干了。

这些措施搞得教会铜臭味儿实在是太重，以至于教皇庇护二世在即位前都说：在罗马，一切都有行情出卖，没有钱便办不通。

最厉害的是赎罪券。

基督教说每个人都有原罪，再加上出生以后犯的罪，这些都妨碍人上天堂。罗马教会认为，他们有能力来赦免人们的罪行，帮助人们上天堂。一开始，罗马只是用这个权力指挥民众，比如宣布参加十字军的人都可以被赦免罪行。在路德的年代，有位「聪明」的教皇想出了赎罪券的名目，说只要购买教会发的赎罪券，有罪的人就可以被赦免，死后就能上天堂。

可以想象，在各种致富手段中，赎罪券最行之有效，也最受到指责。这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大款，平时自私悭啬无恶不作，等一进到庙里就豪爽地咣咣扔钱，以为把他们做尽恶事换来的钱里的一小部分捐给神佛，就可以换来自己的幸福平安，神会保佑他们做更多的恶事，以便赚更多的钱。你说这不是胡扯吗？你以为神佛是黑社会啊，交了钱就保护你？

赎罪券卖到后来也是这意思。而且最让百姓受不了的，是那些日常的宗教活动后来也收费了，比如每个人都要做的弥撒。以至于贫苦者支付不起费用，便得不到应有的宗教祝福。这种情形连哥伦布都看不下去了，他说：「凡拥有金钱者，就具有使灵魂进入天堂的权力。」

基督教原本是贫穷者的宗教。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呢。」哪怕这句话可以解释成别的意思（很多神学家都试图重新解释这句话），退一步说，就算富人也能进天堂吧，但也不能变成只有富人能进，穷人不让进啊。

如此明显的和教义违背的行径，怎么能不引起信徒们的不满和怀疑？

但是教会有一个绝招。

我们今天到教堂里，你跟神父说我想了解基督教，您卖我一本《圣经》吧。神父一定很高兴，没准还会免费送你一本。因为你这是愿意聆听上帝旨意的表现，值得赞扬！

然而这样的行为要是在中世纪，那就成了犯罪了。

在中世纪，老百姓不能私自拥有《圣经》。《圣经》就如同最高机密一样，只能掌握在少数神父手里。普通百姓想要了解《圣经》说了什么，只能通过神父的解说。

最早，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客观的。

首先，那时的《圣经》大多是拉丁文的。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拉丁文是知识分子的专用语言，老百姓不会。而且那时绝大部分平民都是文盲，根本没有阅读拉丁文的能力。

其次，早年的文字只能记录在羊皮纸和牛皮纸上。大家知道今天的真皮衣服、沙发有多贵吧？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一张羊皮纸的价格昂贵无比。书籍还需要人手工抄写，《圣经》篇幅又很长，成本就更高了。有的年代，一本《圣经》的价格抵得上职位较高的神父一年的收入。图书馆里供神父学习的《圣经》要用链子拴在桌子上。12 世纪，能收集到 24 本书就能称得上是图书馆了。一部弥撒书的价值比得上一座葡萄园。

到了 13 世纪，这一切终于有所改观。纤维纸张代替了羊皮纸，书籍的成本慢慢降了下来。

然而禁止普通百姓接触《圣经》的命令，恰恰就是在 13 世纪开始颁布的。

因为垄断《圣经》的好处太明显了。既然教会的全部权威都来自于这本书，那么把这本书束之高阁，也就没有人可以怀疑教会了，一切都必须以教会的说法为准。

换句话说，垄断了对权威的解释，就等于垄断了一切。

说点题外话，根据教会这招，我们可以写一本反乌托邦小说：说某西方邪恶国家号称最法制，拥有历史上最完善的法律和最严格的司法制度，但是法律全是用老百姓看不懂的「权威语」写成的。用《动物庄园》的话来说就是，猪庄严地宣布：在这个庄园里，每一只动物都应该平等地遵守法律。但动物们却发现：法律只有猪才看得懂、有解释权。

教会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万万没想到，先是造纸术从中国传了进来，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叫古腾堡的人。他使用快捷的活字印刷术，使书籍的制作成本直线下降。

很快，书籍变成了非贵重物品，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了，教会再也拦不住普通人阅读《圣经》了。马丁・路德攻击罗马的檄文因之可以在大众中快速传播，而不是只在广场上匆匆作几次口头演讲就被扔到火刑架上。

也正因为有了印刷术，欧洲人才有了众多崭新的思想，有了哲学的复兴，有了科学的崛起，有了现代文明的一切：思想自由、理性、怀疑精神、科学、光明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马丁・路德改变了历史，而是古腾堡成就了马丁・路德。

除了印刷术，马丁・路德还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马丁・路德是神圣罗马帝国人。当年西罗马帝国是被北方的日耳曼人灭掉的。日耳曼人灭了西罗马帝国后，经过短暂的统一，随后分裂成了神圣罗马帝国（今天德国的前身）和法兰西王国（今天法国的前身），以及其他一些小国。

马丁・路德是神圣罗马帝国人，也就是日耳曼人。他攻击教皇的文章非常巧妙，他不说这场斗争是教徒和教皇之间的矛盾，而说成是日耳曼民族和罗马民族的矛盾。这下激起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感情：当年老子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灭了，现在怎么还要受制于小小的罗马城呢？

马丁・路德的另一个群众基础，和欧洲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这段时期，欧洲各国都在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居民逐渐增多。工商业和农业的一个区别是，人民不需要「看天吃饭」。

中世纪农业技术不发达，老百姓种点粮食都要看着老天的脸色，天气好就吃得饱，出点天灾那就是亡国亡家的大祸。面对多变的天气，古代农民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因而产生了各种祈祷的行为。在中国，就是隔三岔五地祭天、祭神。在欧洲，就是臣服于上帝的威信。用威尔・杜兰的话说：「每一次收获乃是大地的奇迹与苍穹之杰作」。那个年代的农民，没法不信服、不依赖于上帝。

但是城市居民和手工业者就不同了，给他们吃穿的不是大自然，而是官员、商人和消费者。他们不像农民那么依赖天时，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就少了很多。

因为有了印刷术，还因为有群众基础，所以马丁・路德的那些宗教檄文一经写完就在欧洲迅速传开。那时路德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赎罪券。百姓们听了自然非常欢迎，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也因为深受教会税收之苦，所以也支持马丁・路德。

刚开始路德和罗马还不是很决裂，两边吵一阵，和谈一阵。后来双方矛盾升级，教皇把路德开除出教，路德的文章也越写越猛。

这时发生了一个关键的变化。

路德之前的文章大都用拉丁文写成，符合教会的学术习惯。而此后路德的文章都改用德语写作，这使得他的文章一写完立刻就被广为印刷，平民马上就能读到也能读懂。日耳曼人头回见到这么刺激的事儿，马路上全是用家乡话骂教会的大字报，多好玩啊。大伙都跟着起哄，这哄越起越大。罗马教会急眼了，宣布：

把日耳曼民族整个开除出教！

教皇大概是气昏了头了。有这样的开除法吗？

法不责众啊！路德派一点都不含糊。罗马下令烧毁路德的著作，支持路德的人也当众烧毁教皇的训谕。教皇开除日耳曼人，他们也宣布把教皇开除了。

不过，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不看好路德一方。路德的对手是垄断了欧洲一千年的欧洲教会，有着无以计数的财富、教徒和大量忠实于教会的军队。路德这边只有少数日耳曼贵族，和一群喜欢起哄却不一定靠得住的老百姓。

所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弱者是路德。

不过，罗马也不想轻易使用武力。主要原因是路德的声望和欧洲贵族对路德的保护，次要原因是路德说得在理，罗马也有点理亏，承认部分批评是对的。所以只能打笔仗。

然而，罗马神父们用的是惯常的拉丁文和学术文章讨伐路德，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看懂。而路德用的是德文，以及通俗易懂并穿插幽默的口语文字。路德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文章一写完，不仅立刻在日耳曼各处传播，而且还马上被翻译成各国文字，畅销全欧洲。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真正的弱者是教会。

路德的影响被越骂越大，再加上各国皇室早就想摆脱罗马教皇的统治和盘剥，宗教革命终于遍及整个欧洲，千百万神父和知识分子卷入其中。几十年后，欧洲支持路德和罗马的两派贵族还打了一场惨烈的宗教战争。

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从此，欧洲基督教分成了两大派：罗马一方被称为天主教；路德一方被称为新教。另外，东边的罗马帝国在此之前还搞了一个东正教。

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这就是今天基督教最主要的三大教派。新教的诞生全仰仗路德的努力。

一言兴邦，这个千百万文人的终极梦想，路德做到了。

他用一支笔就改变了世界。

然而富有戏剧色彩的是，在这场运动里，最大赢家不是路德，也不是日耳曼贵族，而是一个出身平平、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一无所长的知识分子。

他叫加尔文。

俗话说「牛打江山马坐殿」。革命的理论者和掌权者常常不是同一个人。就像卢梭成就了罗伯斯庇尔，路德成就的是加尔文。

那时的局势很乱，有无数的人为新教振臂高呼，有无数的人提出自己的教义，有无数的人企图建立新的宗派。加尔文是最成功的一个。

加尔文比路德小十二岁。他和路德同样是先学法律，中途改为研究神学。加尔文认同路德的观点，因此受到了天主教的迫害，一路流浪，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最终，加尔文在日内瓦确立了他在新教中的地位。

加尔文不像路德那样把新教的传播局限在日耳曼民族里，而是如同保罗将基督教传播到其他民族一样，加尔文将新教的影响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并且用庞大、严格的教会系统维持他的统治。很快，加尔文像他的敌人——罗马的天主教皇那样——当上了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成了新教的罗马。

宗教改革最终以天主教和新教各占欧洲一半而告终。

最初的加尔文是个虔诚、博学、勤奋的教徒。

他生活简朴，不为金钱所动。敌人用金钱贿赂他，他嗤之以鼻，甚至坚决反对提高自己的俸禄。

他勤奋耐劳。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从来没有休假。连他的敌人、天主教教皇都夸奖他说：「好个异端，只爱工作不爱钱。如果他能为我所用，我相信天主教定可囊括四海。」

他学识渊博，在 26 岁时就写成了内容精深的神学巨著《基督教原理》。

他意志坚定，不为任何恐吓与利诱所动。天主教一次次烧他的书，他每次的反应都是增补更多的内容、重新印刷。结果是，天主教越烧他的书，他的新版著作就越厚。

加尔文简直是天生的社会运动家，具有革命者的一切优良品质。

但同时也具备革命者惯有的缺点——不容异己。

新教是靠着路德一篇篇雄辩的文字，从天主教的火刑架下顽强成长起来的。但加尔文和他的继承者们却在日内瓦竖起了更多的火刑架。他们烧天主教徒，烧异端分子，烧跟他神学观点不一致的人，烧所有具备苏格拉底式怀疑精神的人。

在宗教改革之前，只有一个罗马教廷负责审判哲学家。

在宗教改革之后，变成了两个教廷比赛审判。有时为了对付异端，这两个原本水火不容的敌对阵营竟然能联合起来，天主教的神父被邀请坐到了日内瓦的法官席上。

我们还记得，当年路德反抗的是独裁，用的武器是哲学。然而，在用哲学打败了天主教以后，新教用新霸权代替了天主教的旧霸权。

实际上在近代科学家、哲学家被迫害的例子里，加尔文所干的远比天主教更有名。这再次证明了，哲学和宗教的联合是行不通的。宗教只会把哲学当作获权的工具，一旦取得胜利，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哲学扔到一边。

要成功，哲学必须靠自己。

然而假如我要说，哲学其实不反抗反而更好，你会怎么看呢？

抹杀异己言论、杀人、烧书，这些都让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很坏很坏。它阻碍了科学、哲学和艺术，它阻碍了文明。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开始的基督教不是靠政治力量，而是靠一名接一名教徒的皈依聚沙成塔的。人们冒着被惩罚的危险，自愿加入基督教。那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极为美好：它讲博爱，不讲自私；它讲宽恕，不讲仇恨；它讲施予，不讲索取；它讲众生平等，教徒不分贵贱，都如兄弟姐妹一般。

那么，一个人人都虔诚信奉基督的世界，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岂不应该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世界？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存在残酷的宗教裁判所，不允许一星半点的异端言论，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完美。一个真正完美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裁判所、人人博爱平等的世界。

这个想法虽然好，却是不现实的。

基督教不能容忍其他信仰，更不能容忍无神论。假如任其横行，基督教的教义会受到威胁，上述完美世界也将不复存在。再说教会也不是没给异端留生路，只要你改变信仰，你可以立刻享受到信仰的幸福，我们也会不计前嫌把你当成兄弟姐妹，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所以，即便我们去掉了中世纪教会的那些残酷行为，一个按照基督教教义规划出的完美世界，还是不可能有言论和信仰自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哲学、科学和非宗教题材的艺术品。

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应该被保护的，还是需要改变的？

如果你选择后者，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容忍异端比全体人民的幸福还重要？

为什么苏格拉底宁愿死，也要怀疑？

我先问个别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学哲学？前言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们学哲学是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

但问题是，我们享受科学的成就并不需要学习物理知识。科学家造好了各种高科技产品（比如手机），得出了各种实用的结论（比如「饭前要洗手」），我们只要拿来直接用、直接遵守就是了。就算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笨蛋，也不妨碍他成为科技成果的受益者。

关键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有现成的产品呀！

那就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生观。当邻居大妈默念「人的命天注定」的时候，她信奉的是宿命论和决定论；当朋友在酒桌上劝你「赚钱有什么用，钱再多早晚也是一个死」的时候，他讲的是虚无主义；当人生感悟型的散文告诫你「当下最重要，活出你自己」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萨特的代言人。

实际上，整个哲学史上那么多学派那么多说法，其中凡是和普通人有关系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它们的通俗版、谏言版、人生感悟版、心有戚戚焉版。我们不需要了解真正的哲学理论，就已经在「享用」哲学家们的思考成果了，并没有什么精妙的哲理是独独藏在哲学著作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你想，假如这世上存在一种让人易于接受的，又能给人带来好处的道理，人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个道理改写得通俗易懂，然后拼命到处传播呀。

每个人天生都趋乐避苦。那么假如哲学书中真有什么对人类有好处的人生道理而大众却不知道的话，这不就意味着只有我们才是全世界最精的人，而这世上其他所有不读哲学的人都是比我们笨的傻子吗？

这不大可能吧。

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我们享受科学成就最好的办法是买个新手机而不是去学《电子电路》一样，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对自己有好处的人生观，那我们没必要学习哲学，只需要从各种世俗的人生观中选一个就好了。

假如明白了这一点，你还是不满意各种世俗的人生观，执意要翻开哲学书亲自研究一番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你不信那些现成的答案。

你怀疑它们。

祝贺你，你被苏格拉底附体了。

为什么苏格拉底宁愿死，也要怀疑？为什么我们放着现成的快乐不享受，非要亲自学哲学？

因为我们是人，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要思考。

而怀疑是思考的起点，也是思考成果的检验者。怀疑的最大作用在于能避免独断论，这样才能引导我们寻找正确的答案，免得我们轻信一切未经证实的结论。

所以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当年的苏格拉底那么招人讨厌，却能被后人奉为圣贤。因为他的怀疑是理性文明的开端和标尺。所有的思想都要因他的怀疑而诞生，最后还要能经得住他的怀疑才算合格。

正是照着这个标准思考，西方人才有了哲学，才有了科学，才创造了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