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论调

抹杀异己言论、杀人、烧书，这些都让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很坏很坏。它阻碍了科学、哲学和艺术，它阻碍了文明。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开始的基督教不是靠政治力量，而是靠一名接一名教徒的皈依聚沙成塔的。人们冒着被惩罚的危险，自愿加入基督教。那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极为美好：它讲博爱，不讲自私；它讲宽恕，不讲仇恨；它讲施予，不讲索取；它讲众生平等，教徒不分贵贱，都如兄弟姐妹一般。

那么，一个人人都虔诚信奉基督的世界，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岂不应该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世界？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存在残酷的宗教裁判所，不允许一星半点的异端言论，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完美。一个真正完美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裁判所、人人博爱平等的世界。

这个想法虽然好，却是不现实的。

基督教不能容忍其他信仰，更不能容忍无神论。假如任其横行，基督教的教义会受到威胁，上述完美世界也将不复存在。再说教会也不是没给异端留生路，只要你改变信仰，你可以立刻享受到信仰的幸福，我们也会不计前嫌把你当成兄弟姐妹，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所以，即便我们去掉了中世纪教会的那些残酷行为，一个按照基督教教义规划出的完美世界，还是不可能有言论和信仰自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哲学、科学和非宗教题材的艺术品。

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应该被保护的，还是需要改变的？

如果你选择后者，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容忍异端比全体人民的幸福还重要？

为什么苏格拉底宁愿死，也要怀疑？

我先问个别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学哲学？前言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们学哲学是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

但问题是，我们享受科学的成就并不需要学习物理知识。科学家造好了各种高科技产品（比如手机），得出了各种实用的结论（比如「饭前要洗手」），我们只要拿来直接用、直接遵守就是了。就算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笨蛋，也不妨碍他成为科技成果的受益者。

关键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有现成的产品呀！

那就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生观。当邻居大妈默念「人的命天注定」的时候，她信奉的是宿命论和决定论；当朋友在酒桌上劝你「赚钱有什么用，钱再多早晚也是一个死」的时候，他讲的是虚无主义；当人生感悟型的散文告诫你「当下最重要，活出你自己」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萨特的代言人。

实际上，整个哲学史上那么多学派那么多说法，其中凡是和普通人有关系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它们的通俗版、谏言版、人生感悟版、心有戚戚焉版。我们不需要了解真正的哲学理论，就已经在「享用」哲学家们的思考成果了，并没有什么精妙的哲理是独独藏在哲学著作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你想，假如这世上存在一种让人易于接受的，又能给人带来好处的道理，人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个道理改写得通俗易懂，然后拼命到处传播呀。

每个人天生都趋乐避苦。那么假如哲学书中真有什么对人类有好处的人生道理而大众却不知道的话，这不就意味着只有我们才是全世界最精的人，而这世上其他所有不读哲学的人都是比我们笨的傻子吗？

这不大可能吧。

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我们享受科学成就最好的办法是买个新手机而不是去学《电子电路》一样，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对自己有好处的人生观，那我们没必要学习哲学，只需要从各种世俗的人生观中选一个就好了。

假如明白了这一点，你还是不满意各种世俗的人生观，执意要翻开哲学书亲自研究一番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你不信那些现成的答案。

你怀疑它们。

祝贺你，你被苏格拉底附体了。

为什么苏格拉底宁愿死，也要怀疑？为什么我们放着现成的快乐不享受，非要亲自学哲学？

因为我们是人，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要思考。

而怀疑是思考的起点，也是思考成果的检验者。怀疑的最大作用在于能避免独断论，这样才能引导我们寻找正确的答案，免得我们轻信一切未经证实的结论。

所以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当年的苏格拉底那么招人讨厌，却能被后人奉为圣贤。因为他的怀疑是理性文明的开端和标尺。所有的思想都要因他的怀疑而诞生，最后还要能经得住他的怀疑才算合格。

正是照着这个标准思考，西方人才有了哲学，才有了科学，才创造了现代文明。

虽然宗教改革没给哲学带来什么好处，但是仅凭人需要思考、思考需要怀疑这一点，哲学早晚要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最初的光恰恰从最黑暗的地方亮起。

教会最可怕的武器是宗教裁判所。在各个国家中，最严酷、最血腥的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而西班牙的历代君王中，最不可一世的是腓力二世（也被翻译为「菲利普二世」）。

腓力二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住在远离尘嚣的群山里，生活非常简朴，他穿着朴素，以至于有些第一次来拜访的人把他当成了仆从。

就像那些进行残酷统治的教皇们一样，圣徒成为统治者有时比道德堕落的统治者还可怕。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王国，拥有欧洲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宗教裁判所。然而，我们的近代哲学故事要从他的身上讲起。

我们来说说这个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怎么个牛法呢？

他的老婆是著名的「血腥玛丽」，以屠杀异教徒而闻名。腓力二世则打赢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战，阻止了奥斯曼帝国进攻欧洲的企图。他还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无敌舰队」，把美洲变成了西班牙的后花园。因为西班牙的影响，今天的墨西哥、巴拿马、古巴、智利、阿根廷等等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在欧洲，西班牙王国的领地也很大，涵盖了今天的葡萄牙、荷兰等大片领土。

腓力二世的志向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的野心在整个欧洲。他和英国打海战，一度让英国人举国绝望。他和法国打宗教战争，铁骑曾经踏进过巴黎。腓力二世的志向如此之大，或许觉得在小小荷兰发生的一场叛乱很容易就能搞定。

但是他错了。

起义军的首领威廉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贵族。他本来地位高又很有钱，可以一辈子过着奢华的日子。但是他在荷兰有巨额的投资和巨大的声望，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二是因为他与荷兰有深厚的感情，再加上他也同情被西班牙迫害的新教徒，结果威廉毅然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花了大笔财产组织起义军。

威廉虽然品格高尚，却不善于打仗，起义军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不过腓力二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荷兰人为了不让西班牙人占领自己的土地，宁愿主动打开水闸，放水淹没自己的家园。镇压的军队一直没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腓力二世不愿意小小的荷兰牵扯他太多的精力和金钱，于是他换了一种镇压方式：悬赏威廉的性命。奖赏金是赦免过去一切罪行，封为贵族，还有 枚金币的巨款作为赏金。

不久，一位刺客开枪打中了威廉，子弹从威廉的右耳打进去，穿过了左脸颊。奇迹的是，威廉竟然保住了性命。从这以后，威廉转移了住处，受到了更严密的保护，每一个接近他的陌生人都要受到仔细的盘查。

比如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人，他全家由于信奉新教被杀害，他受到邀请来见威廉，还带来了威廉朋友的最新情况。但是威廉的保护者仍旧不相信这个年轻人，向他拷问了新教教义和其故事里涉及的各种细节，直到确信年轻人所说的都可靠，才允许他进入威廉的宫殿。

这位年轻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举止，除了威廉主动接见他之外，他每次在宫殿里行走都故意避开威廉的住处。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情况，问他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年轻人指了指自己的打扮：

我这么破旧的衣服，怎么好意思让殿下看到呢？

威廉听到了这事后非常感动，让人给了年轻人 12 枚银币，又答应第二天给他签发一张回国用的通行证。

第二天，年轻人按照约定找威廉来拿通行证，在宫殿门口遇见了威廉的妻子。不知道为什么，威廉的妻子觉得年轻人不像好人，执意不让他见威廉。威廉安慰妻子说，那年轻人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法国难民罢了。

威廉见了这位年轻人。

年轻人掏出两把手枪，把威廉打死了。

年轻人其实是为了赏金而来的刺客。在不久之前，他向一位天主教会的教士祷告，从而学会了「全家因为信奉新教被屠杀」那套谎言。那位教士还赦免了年轻人过去的所有罪，以及即将犯下的杀人罪：杀天主教的敌人不是罪，反倒是荣耀呢。而那两把手枪，竟然是这位年轻人用威廉赏赐给他的钱买的。

刺客立刻被抓起来，受到极为残酷的刑罚，最终被处死。刺客的家人收到了丰厚的赏金。

威廉被刺杀的那天，距离他登基成为荷兰国王只差两天。腓力二世成功了，威廉没有看到荷兰的真正独立；但腓力二世也失败了，因为威廉开创的事业已经无人能够阻挡。

威廉被杀后四年，具有绝对优势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用海盗船、商船拼凑起来的英国舰队悉数歼灭。又过了八年，腓力二世被法国击败。一连串军事和政策上的失败使得西班牙实力大减。这成就了坚持不懈顽强起义的荷兰人。威廉去世二十多年后，荷兰终于赢得了独立。

荷兰是个很怪的国家。

荷兰的全称叫「尼德兰共和国」，「尼德兰」的意思是「低地」。荷兰的地势很低，这使得欧洲几条主要河流的入海口都在这里，这意味着荷兰河多。河多了，就等于有便利的水上交通，所以荷兰的商业发达。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对，同样是靠在海边，航海业和商业发达的雅典。

商业和哲学很有关系。

商人善于谋划思考，因此孕有思辨精神。同时，商业城市人口流动大，所以对外来和新兴的文化更为包容。而不像农业社会那样，强调的是社会稳定，强调的是循规蹈矩。

正是因为商业发达，在天主教和新教比赛般绞杀异端的世界里，荷兰拥有全欧洲最开明的言论政策。不久以后，荷兰成为各类异端分子、科学家、哲学家的避难地。它成为雅典之后的哲学的第二个故乡。

但是商业国家也有缺点。

商人都顾着自己赚钱，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大局。打败西班牙人以后，荷兰人原本想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推举一个人当国王。但是自从威廉被杀，荷兰再也找不到像他那么有威望的人。都是商人嘛，也不能指望谁能大公无私。此时的荷兰一共由七个省组成，七个省互相猜疑，选谁当国王都有人反对。有一度荷兰人实在绝望了，竟然找英国要了一个贵族来给自己当国王。但是这国王一味顾及英国的利益，荷兰人不得已又把这个国王赶了回去。

最后怎么办呢，被逼急了的荷兰人想出一招，算了哥们儿，七个省不都互相不服吗，咱投票得了。

于是，荷兰在近代欧洲第一个取消了独裁者，完全采用议会投票的方式处理政务。这种政体从罗马屋大维结束民主制度以来，已经很多年没有了。此时的荷兰也不能叫作「荷兰王国」了，而改叫「荷兰共和国」①。

这个小国家举国都是油滑商人，政客间互不信任，议员一天到晚吵架，一个决议能从地方吵到国会一个礼拜都决定不出来，可它就是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听上去很美——资本主义，又民主，又言论自由，比封建国家优越多了。然而荷兰也有不行的地方。

比如说打仗这事。你想，全国都是忙着挣钱的商人，谁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别人去打仗呢？但是商人也有商人的解决办法，不是没人想当兵吗，咱花钱雇不就行了？

这一雇不要紧，他们一不小心雇到了一位哲学强人——笛卡尔。

如果我们说怀疑精神是哲学的灵魂，那么笛卡尔天生就是个当哲学家的料。

笛卡尔小时候在教会学校上学，功课很棒。但是笛卡尔却认为学校中所教的，除了数学之外没有任何有用的知识。他怀疑学校的课程，决心自己去独立求知。我们可以说，在笛卡尔怀疑学校课程的这一刻，他也被苏格拉底附体了。

作为一个基本没什么前人可以参考、没什么书可以相信的哲学家，笛卡尔探索世间奥秘的方法只剩下一种：亲自思考世界。按他的话说，就是读「世界这本大书」。

因此笛卡尔参加了荷兰的雇佣军。不过没打什么仗。或许因为不过瘾，笛卡尔后来又加入过法国的巴伐利亚军，参加了三十年战争。

大约在 26 岁的时候，笛卡尔离开了军队。他大概是觉得自己探索世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准备著书写作。最终，笛卡尔选择定居言论最为自由的荷兰，此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荷兰度过的。

笛卡尔既然被苏格拉底附体，那么他研究哲学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用怀疑的眼光把所有的知识重新检查一遍。

这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行为——

管你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你们再有名，你们的书我也得先怀疑怀疑！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拜访笛卡尔，说我想看看您的图书馆。结果笛卡尔指给他看一只解剖到一半的小牛。那意思是：我的知识不在先贤的书里，而是在实践检验里。

实际上，笛卡尔比怀疑先哲著作还要更彻底，他要彻底怀疑整个世界：我眼前的这个世界是不是都是假的？我见到的一切会不会都是幻觉、都是梦境？

其实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怀疑。就不说「庄周梦蝶」的典故了。我估计大家在小的时候，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灵机一动：我是不是生活在动画片里？爸爸妈妈是不是外星人变的？

《楚门的世界》《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等好莱坞片子一出，这个问题就更直观了：我们怎么知道周围人不是全都串通好的演员？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电脑虚拟的世界里？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梦境里？

笛卡尔的怀疑虽然小孩子都想得出，可是在哲学史上，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哲学家都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明明知道我所生活的、所感受的这个世界无比真实，但是，到底怎么能严格地去证明它是真实的呢？你要是非说一切都是幻象，这谁也驳不倒你啊！

咱们一会儿就能看到，历史上的各位聪明人是怎么应对这个难题的。

好，我们承认，笛卡尔的怀疑论很有挑战性。那我们倒想听听，笛卡尔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呢？

笛卡尔其实也有点崩溃。都怀疑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呢？想来想去，笛卡尔还真想到一个。他想，不管我再怎么怀疑，「我怀疑」这件事是确定的，它肯定存在吧？那么，只要有了怀疑的念头，就说明「我」肯定是存在的——「我」要是不存在就不会有这些念头了。

这就是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这句话虽然很有名，但是经常被误读。有的人以为，这话的意思是「我存在是因为我思考」，更有人引申为「人生意义就是去思考，不思考人就无所谓存在不存在了」。

这些解释都是错的。

「我思」和「我在」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推理演绎的关系。即：从前者为真可以推导出后者为真。也就是从「我思」为真，可以推导出「我在」为真。而不是说「我不思」的时候就「我不在」了，在不在我们不知道。

从「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哲学的精妙之处可见一斑。

当然你可能不服，这明明就是一句浅显至极的话，连小孩子都明白，怎么就精妙了呢？

道理很简单。

拿中国哲学比一比就知道了。

刚才说了，笛卡尔的怀疑论没什么了不起的，「庄周梦蝶」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怀疑了之后，中西哲学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庄子》里说完「庄周梦蝶」的故事，继续说：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话意思是：周公与蝴蝶肯定有区别，这就叫「物化」。

这就有问题了。

首先说「物化」这词，后人有很多解释，什么「物我交融」了，「顺应变化」了，「四大皆空」了，全都能自圆其说，那么多国学家也没个定论。就看解读的人学的是哪门哲学，就能把哪门哲学的解释安在这两个字上——要是写本书后人怎么解释怎么有，那大哥，我还要你写书干吗？

其次，或许《庄子》真的包含了深刻的道理，但是它像其他的中国哲学著作那样，说道理的时候以比喻为主。它的道理点到为止，不细说，不深究，不推理，不演绎，更不会自我怀疑。就像「一阴一阳之谓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类的话，你听着感觉韵味无穷，让你说明白它到底什么意思，又说不清楚。

数学是最简单清晰的吧。有个在初中学的知识，我们在地面上竖两根杆子，根据影子长度能计算出太阳高度。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相似三角形问题，一个公式就能表达清楚。那我们古代的数学家刘徽大哥是怎么记录这公式的呢？

「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

我靠，这是首诗好不好？

如果当年的牛顿也是照着这个风格写《原理》，把力学定律通通藏在十四行诗里，他们英国人能赢鸦片战争鬼才信呢！

可老实说，刘徽也是被逼的。他要真的老老实实写成数学公式，他这本书恐怕就更没人待见了。因为中国知识界向来有重视文学的传统，连当官考试都得靠文采，写数学书自然也免不了要风雅一番。

而西方哲学完全相反，不讲究用词是不是优美、意境是不是深远，完全走的是扎扎实实的推理道路。「我思故我在」是按照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严谨得如同数学公式，却缺乏中式哲学的韵味，更不会让人误以为其中包含什么安邦定国的深意。哪像中国典籍，说「微言大义」，几句话就能涵盖无数道理，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呢。

那么，中国的比喻式哲学，和西方人的数学式哲学，我们该选哪一个呢？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要立刻就能提供幸福的宗教，而非要追求哲学？

因为我们想避免独断论。

这就是虽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枯燥无聊，我们却仍要学习它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介绍西方哲学史，而不是搞一本《道德经新解》之类的东西，每章引一段原文，塞两个励志小故事，凑成一本书把您糊弄过去。那样的书也能让我们有所得，但是假如它不把怀疑当作戒尺、不把逻辑当作纸笔，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所说的都真实可信？

所以，西方哲学家们一点儿情调都没有，讨论问题的方式都是抬杠、抬杠再抬杠：

你敢写「道可道，非常道」，他就非要拉住你问：「你给我定义一下『道』。」

你敢回答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他就继续追问：「你给我定义一下『阴』和『阳』。」

一如当年的苏格拉底那样讨厌。

当然，这种哲学研究起来枯燥无味，要不怎么哲理书籍都得写成人生小感悟型的才好卖。有时我也恨不得干脆写一本《西哲小语》算了。就这么写：

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

为了一本小说流泪的小美说：

我爱故我在。

刚考进美术系的阿强说：

我创作故我在。

每天都会早起打扫街道的大婶说：

我生活故我在。

那亲爱的朋友，你因为什么而存在呢？

——再配一波普风格的小插画儿，多给力呀，您就坐在星巴克里可劲儿感悟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