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形而上学

科学为什么要终结形而上学？科学不是坚持理性的吗？不是在哲学家们放弃理性的时候，它还在独自挽回理性的尊严吗？

它怎么能这么不讲义气，竟然反戈一击，去终结形而上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回顾一遍科学的历史。

我们先想想，科学是什么呢？

我们对科学最直接的理解是，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

科学首先要观察客观世界，然后对客观世界的现象进行解释，解释完之后，科学理论还能做出预测。我们一检验这些预测，发现，预测对了！这科学知识才算正确，才能对我们有用。

所以，符合客观经验的就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不符合的就是错误的科学理论。

这个科学观，叫作「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说，所有的科学经验，必须有经验来证明它是正确的。

这简直是废话，这句话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

这句话的问题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执行。

绝大部分科学理论都是无法证明的。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我们应该如何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唯一的做法，必须检验全世界所有的乌鸦颜色。更有甚者，把全世界的乌鸦都找到也不够，还得找到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以及未来即将出现的所有乌鸦，全都检查一遍它们的颜色，才能证明上面的理论是对的。

显然，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那你说了，我尽自己的能力，把可观测范围内的乌鸦都观测一遍，只要它们都是黑的，我就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为真，这可不可以呢？

休谟不答应呀！

这就是休谟抨击过的错误：再多的偶然观测也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 17 世纪之前，欧洲人见到的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无数次的观察结果让欧洲人相信，天鹅一定是白色的。但在 1697 年，人类发现了黑色的天鹅。这个例子正好证明了实证主义的错误，即便人们发现再多的白天鹅，也不可能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

休谟大人再一次正确了。

有人说了，那好吧，我们是不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人类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换一个说法，我们每发现一只黑色的乌鸦，就能增加「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命题为真的概率。我们研究的乌鸦越多，我们对乌鸦颜色的知识掌握得就越可靠。

这听上去很靠谱了吧！

这个理论叫作「概率真理」，说科学家不可能找到绝对真理，但起码能不断提高科学理论为真的概率。

可惜的是，这个理论也有问题。

最经典的反驳是「亨普尔悖论」。

我们刚才说了，概率真理认为，我们多发现一只乌鸦是黑色的，就可以增加「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设为命题 A）为真的概率。

但是，「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命题的逆否命题为「所有不是黑色的东西都不是乌鸦」（设为命题 B）。从逻辑上说，A 和 B 这两个命题是等价的。那么按照概率真理观，每发现一个不是乌鸦且不是黑色的东西，就可以增加命题 A 为真的概率。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研究乌鸦的生物学家，这个人不需要观察乌鸦，而是坐在屋子里随便看，每看到一个不是乌鸦且不是黑色的东西，都在为「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课题的研究提供贡献。更荒谬的是，当这个生物学家发现一个红杯子的时候，这个观测不仅增加了「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为真的概率，还增加了「所有的乌鸦都是白色的」为真的概率。还可以推理说，黑油漆厂实际上干的是破坏「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一自然现象的邪恶勾当。

这显然是荒谬的。

好，现在轮到在理论上拯救科学、又终结形而上学的家伙上场了。

他叫波普尔。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都生于奥地利。他比维特根斯坦小 13 岁。

波普尔 12 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奥地利当时还叫奥匈帝国，是参战的一方。就在波普尔 14 岁、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波普尔通过自己的思考，认为祖国在战争中是不正义的一方。

我们知道，战争是爱国情绪最高涨的时候，14 岁又是最容易被热血情绪冲昏头脑的年纪。而且波普尔所有够年龄当兵的堂兄弟，当时都在军队里当官打仗（维特根斯坦也在哦）。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还能得出和爱国主义相反的结论，说明他非常善于独立思考。

第二年，波普尔就意识到，在中学里除了数学学科外，学其他的科目都是在浪费光阴。16 岁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学校自学。

独立思考是创立一门理论必备的精神。

弗洛伊德当时是奥地利的大红人。波普尔的父母和弗洛伊德的姐妹是很好的朋友。波普尔很小就接触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没有被弗洛伊德的大名吓倒，很快发现了弗洛伊德的问题。

我们大都了解一点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他这派的心理学家把患者的梦境与童年经历、与性联系在了一起。患者说梦见了一座山，医生就会解释一番，这座山象征着什么，说明你潜意识里有什么。患者说梦见了一条河，医生也会解释说，这条河象征什么，说明你潜意识里有什么。

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患者梦见了什么，医生都会进行解释，都会说这符合弗洛伊德的理论。换句话说，无论患者出现任何情况，弗洛伊德都不可能是错的。

这样的理论，的确不会和现实产生任何矛盾，但是，能说它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吗？

波普尔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检验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准：证伪。

什么是科学理论，什么不是？其中关键的标准，是看这个理论有没有可以被证伪的可能。

具体来说：科学理论必须能提出一个可供证伪的事实，假如这个事实一经验证，便承认该理论是错的。

如果暂时没有人能证明它是错的，那它暂时就是真的。

比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可证伪的命题。这等于说「只要你能找到一只不是黑色的乌鸦，就能说明这个命题是错的」。既然我们尚未找到不是黑色的乌鸦，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命题就是暂时正确的。

换句话说，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假说，科学家没有办法证实任何一种科学理论 ①。但是科学理论可以给别人提供验错的机会。在没被检验出错误之前，我们就姑且相信这个科学理论是正确的。

还记得吗，前面有人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所以不可信。

进化论该怎么回答呢？

进化论应该说：「呵呵，正因为我是可以证伪的假说，所以我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理论呀。」

我们说过，在休谟看来归纳法不可靠。

证伪主义的回答是，没错，用归纳法总结出的科学理论是不可靠的，我们的应对办法是：在它被证明不可靠之前，凑合着用。

证伪主义有点像是科学理论上的进化论。

在形而上学统治的科学观下，人们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真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指导下，可以带着科学大踏步地朝着这个真理前进。

证伪主义的科学观是，人类提出的各种科学理论有点像是基因突变，科学家们发散思维，想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假说。证伪就如同自然环境对基因的筛选，经不住证伪的假说都被淘汰，留下的都是经得住检验的，也就是暂时正确的科学理论。

那些留下来的理论，科学家们也在不断地尝试证伪，一旦证明是错的，就进行修改。这样科学理论就会越来越完善。这个试错、修改、完善的过程是无休止的，科学也因此会越来越接近真理 ①。

概率主义认为，我们每一次检验科学理论正确，都是在为科学作贡献。证伪主义认为，检验正确并不为科学作贡献，只有检验出科学理论是错的，才是真正为科学作贡献。

证伪主义非常好用。

在现实生活里，这个标准可以很方便地把巫术、迷信和科学区分开。

算命、巫术为了吸引人，不得不作出预言，但是他们拒绝把这些预言说得很清楚，而是用尽量模糊的话预测，如「你过几天要倒霉」「你过几天要遇到贵人」。问题是，「过几天」是几天呢？什么样的事算是「倒霉」呢？因为他们没有明确下定义，当事人在未来的任何遭遇都可以用这个预言来解释，因此这些预言是不可证伪的。换句话说，这些预言没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但有些预言家提出了精确的预言，在遇到和他们预言不符的事实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错了，而是用自己的理论进一步诡辩。如预言某人该遇到坏事，结果没遇到，就解释说「是因为有贵人帮助你啊」。预言该遇到好事，结果没遇到，就解释说「你心不诚」。这些解释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正是这些解释使得他们的预言变得无法证伪，他们的预言也就不可信了。

再举一个例子，用星座分析人的性格的时候，常会见到这样的文字：

「你有时很讨厌自己」「你喜欢独处，又不甘寂寞」「你平时对爱情玩世不恭，但如果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定会义无反顾」。

相信星座的人把这些话往自己的身上一套，一看，真准呀，这不就是我嘛！

其实呢，这些「预言」都是不可证伪的，我们挨个说一说。

「你有时很讨厌自己」——这个「有时」保证这句话不可证伪，要证伪这句话，就要证明一个人在一辈子里的每一分钟，包括尚未到来的每一分钟里，都没有产生讨厌自己的情绪。这当然是无法证明的。

「你喜欢独处，又不甘寂寞」——这句话把两个相反的情况都概括了，相当于说「一个命题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是重言式，也是不可证伪的。

「你平时对爱情玩世不恭，但如果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定会义无反顾」——这句话的陷阱在于，「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定义不清。人们在对某个异性义无反顾的时候，自然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因此后半句也是重言式，相当于说「单身的人都是没结婚的」。

正因为这些「预言」是不可证伪的，所以这些话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用它谈论这个星座时是正确的，用它谈论另一个星座时也正确。而且这些话不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是无意义的正确。

再看宗教，大部分宗教理论都是不可证伪的。如宗教说，「神灵存在，但是人类不可主动检测神」，我们无法设计出任何一个实验来证明不存在「一个人类不可主动检测的神」，因此这个命题无法证伪。

再比如，最早宗教说太阳绕着地球转。当经验观测反驳了这一点后，宗教不承认自己错了，而是用各种办法来解释，如「你被魔鬼迷惑了」「经文不能教条地翻译」，最后实在不行了，还能抛出「不可置疑经文」「不可妄测神」的观点。总之，拒绝对自己的一切质疑。那么这样的宗教理论，也是不可证伪的。按照科学的观点来说，这是一种「迷信」。

证伪主义不光能干掉宗教和巫术，还能干掉一些哲学命题。

前面的「黑客帝国」问题，证伪主义怎么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感觉到异常的虚拟世界里」，这个命题不可证伪，所以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同样，决定论也是不可证伪的。

要注意，不可证伪的命题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命题，而是属于无法用经验检验的命题。假如你说，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客观经验，就相信主观臆断，那你是可以相信不可证伪的命题。假如你坚持「未经检验的道理不值得相信」，坚持苏格拉底的怀疑论，那么不可证伪的命题就等同于「没有意义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出什么有用的结果，把它们扔到一边不去相信，是最好的办法。

证伪主义对社会哲学也有影响。

现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刑事司法都接受「无罪推定」原则。意思是说，假如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就应认为他是无罪的。

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原则呢？

除了人权精神外，还可以用证伪主义来解释。

如控告某人参与了一起诈骗，如何证伪这句话呢？首先，被告人必须找出被控告这段时间内的所有活动细节，从而证明自己没有和诈骗团伙有过联系。且不说和团伙有过联系又没参与诈骗的人该怎么说吧，就说真没联系过，他又该怎么向法庭彻底证明这一点呢？证明自己没出过门、没见过犯罪嫌疑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电话联络？你没用电话，那有没有用过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没用过，那你用没用过飞鸽传书，用没用过烽火？你如何证明自己没有在被控告的时间内使用过烽火？找来邻居证明你们家那几天从来没冒过烟吗？邻居说我中午打了一个盹，没看见，那你就算有罪啦？

「某人犯过某罪」不可证伪。相反，「某人没犯过某罪」，这个命题是可以证伪的。只要找到他犯罪的证据就可以推翻这个假设了。

因此，在都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在两个命题中，法院只能采信可证伪的后者，而不会采信前者。

前面还提到过「判例法」。在该制度下，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一次审判都会对法律的解释进行修改，法律在审判中不断改进自己，以便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也符合证伪主义「没有绝对的真理，理论需要永远不停改进」的真理观。

波普尔还根据证伪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

有一种社会观念，认为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必然的，这种观念叫作「历史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持这样的观点。

波普尔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历史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自然社会存在规律，那么历史也应该有规律。我们历史主义者像科学家一样揭示了这个规律，人类按照我们揭示的规律奋斗就可以了。但证伪主义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所有的理论都可能是错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必然规律」。而且科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难以预测的。就比如在牛顿时代，没人能够预测相对论的出现，也没人能预测牛顿理论将会在哪里出问题。因此，预测未来的历史规律，一劳永逸地设计一种绝对正确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要求下生长。」

波普尔因此主张应当建立「开放社会」，要求执政者能够广泛接受意见，赋予大众质疑政策的权利。因为执政理论和科学理论一样，永远都可能是错的。必须要不断地接受证伪，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

这正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核心精神。我们有的人可能会简单地以为，民主就是「大家一起投票，多数说了算」，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这种原始的民主制度有极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在雅典人判苏格拉底死刑、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希特勒被民众选上台等事件中已经暴露无遗，早就被现代社会抛弃了。

我们常说「人民大众的意见最正确」，这句话对吗？在证伪主义看来，这话就有问题。因为证伪主义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真理，那怎么可能说某个意见「最正确」呢？就算全世界 99% 的人同意的一件事，也不能说这件事最正确。否则，布鲁诺时代就不用怀疑地心说了。

证伪主义的政治观，最关心的不是谁制定的政策，而是无论谁制定的政策，都不能成为绝对真理。不管是美国总统下的命令还是全世界人民投票的结果，都要给别人留出修改、推翻它的机会。

在这种制度下，无论谁被民选上台，也不会给世界造成太大伤害。因为他上台后的个人权力非常有限，哪怕加个税都需要国会批准。他还必须随时面对全国媒体的质疑、随时可能被弹劾、干四年就得重选、干八年就得下台。这制度不能保证总统想出「最正确」的决策，但可以保证一旦总统作出「错误」的决策，举国上下有无数可以阻止它的机会。

可以随时「纠错」而不是「多数说了算」，这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

在证伪主义看来，历史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涉及的因素太多，我们无法设计实验，让历史大事件重复发生。因此，哪怕是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很多解释也是无法证伪的。

比如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假如没有法国人民的力量，拿破仑就不可能成功。」有人说：「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没有拿破仑，就不会有法兰西帝国。」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是不可证伪的。因为历史不可重复检验，谁也不能让时光倒流，把拿破仑用飞碟抓走，再重新检验一遍历史。也不可能现在做一个实验，模拟拿破仑时代的所有经济、文化、政治细节，来检验这两个理论。因此这两种观点可以永远吵下去，各自举出无数的间接论据，却全都无法说服对方。

所以，历史主义都是不可证伪的空话。

历史主义者对未来的预言如果是明确的（如预言某某事件在某个时间段一定发生），那的确是可以证伪的。但这需要理论持有者能勇于承认错误，一旦理论被证伪了就要认错，而不要推脱责任，说额外因素太多，干扰了预言。但事实是，现实中能够干扰历史进程的元素太多了。有很多历史主义的信徒，不断用各种额外出现的新因素解释原有理论的错误。这时，历史主义也就变成不可证伪的了。

因为影响历史的因素太多，不可重复实验，因此波普尔认为，科学只能研究局部的社会问题，如某条法律好不好用，某个政策价值如何。因为只有局部问题才可以反复验证。而那些执掌全局的宏观理论，都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那证伪主义是怎么终结形而上学的呢？

前面说过，形而上学必须坚持理性工具。理性要遵守逻辑规则，那最基本的逻辑工具是什么？

是演绎推理，对吧？我们前面整本书的形而上学，都是在遵守「因为 ⋯⋯ 所以 ⋯⋯」这样的逻辑规则，一步一步推理下来，才让您信服的。

演绎推理的规则是，从一个绝对为真的命题出发，推出一个绝对为真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结论都是正确的。

但是证伪主义反对的，恰恰就是绝对为真的命题——因为绝对为真的命题是不可证伪的！

所以，无论你说任何一个命题，只要你说「它肯定是真的」，那它在证伪主义者看来，就是毫无意义的，它和巫术、宗教理论都是处于一个地位，毫无讨论的必要。

那演绎推理就进行不下去了嘛！

更简洁地说，形而上学的目的是找到终极真理。可是证伪主义却说：凡是终极真理，都是毫无意义的命题，不值一提。

这和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们还记得，逻辑实证主义发现，最后能实证的只有类似「这朵花是红色的」一类的个别经验，找不到有普遍价值的命题。这是为什么呢？

用证伪主义理论来说，这很好回答：因为「所有的花都是红的」这种有普遍价值的命题，是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的。

说波普尔终结了形而上学，其实有些夸张。因为在他之前，形而上学已经被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在内的无数哲学家们都攻击过了。波普尔不过是临门又给了一脚。

但证伪主义的确好用，当我们用证伪主义一一分析前面的哲学理论，会发现它们全都是不可证伪的。

比如「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证伪的命题。要证伪这个命题，就要找到一个永远静止的事物，但是人不可能观测「永远」那么长的时间。

再比如「物质不依赖意识存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命题，如何证伪呢？那就必须找出一个「不依赖物质存在的意识」。那么，能设计出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吗？

实际上，无论指出任何一个意识，唯物主义者都可以说：「它是依赖物质存在的！没物质就没它了！」比如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说：「我的意识是本质的，物质只是我意识的感觉。」唯物主义会说：「你肉体死了，你的意识就没了！」贝克莱或许会说：「不，是因为我的意识没了，我的肉体才死了。」唯物主义会说：「不，你胡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你错了！」总之大家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

证伪主义看见这两个人，会笑着说：「你们辩论不清的根本原因是你们俩的命题都不能证伪呀，都是空谈呀，拜托去那边和巫术、宗教站在一起吧！」

证伪主义说完了，这个理论听上去很棒，在现实中也确实好用。

不过我要告诉你，在科学领域，证伪主义有时也不靠谱。

在下一章开始批评证伪主义之前，先补充一个波普尔的小八卦。

这个八卦和维特根斯坦有关。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他们都是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从小都有较好的艺术环境，他们两人都喜爱音乐。在纳粹德国崛起以后，他们都受到了迫害。

前面说过，维特根斯坦家族在纳粹的迫害中算是侥幸生存：先是在通货膨胀之前转移了财产，又支付了大笔财富从而使家人免于迫害。维特根斯坦本人去了剑桥避难。

波普尔家就不同了，他原本家境不错，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全家变得一贫如洗。波普尔年轻时生活贫寒，甚至干过筑路工的苦活儿。纳粹掌权后，波普尔的母系家族里有 16 人死于大屠杀。那时波普尔也想移民英国，但他没有维特根斯坦那么有名，申请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终于得到了剑桥的聘书（这次申请时，为他签名的人有爱因斯坦、波尔、罗素、摩尔 ⋯⋯），波普尔本来也想去剑桥，但是为了照顾维也纳小组的一位哲学家，他把聘书让了出去，自己去了新西兰教书。

二战结束以后，波普尔终于得到了英国的公民权，进了英国的经济学院任教。不久，他去剑桥访问，给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谈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然后，他就和维特根斯坦打起来了 ⋯⋯

这是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

波普尔访问剑桥那天，来到罗素他们平时聚会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牛顿还住过），向剑桥的哲学家们宣读自己的论文。当时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在场。

结果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维特根斯坦越说越激动，突然拿起烧壁炉用的拨火棍向波普尔比画。这大概只是维特根斯坦内心激动的下意识表现，但要别人看上去，像是个非常挑衅的动作。

波普尔当时生气地说：「不要拿拨火棍威胁来访学者。」

一旁的罗素觉得这实在不像话，出言阻止维特根斯坦，这让维特根斯坦觉得非常委屈，故事的结果是维特根斯坦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这是哲学史上少有的戏剧性事件，也成了当时学术界最大的八卦之一。波普尔说，在事情过后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收到新西兰来的信。信里问他，是不是他跟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打起来了？要知道，新西兰距离英国足足半个地球远啊，看来任何时代的人都热衷于传八卦，而且越传越邪乎。

波普尔后来有一个学生，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索罗斯后来设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就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说法有关。

而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是索罗斯的老师。

然后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还是远房亲戚，哈耶克也在剑桥任过教。

哈耶克说，有一次他和维特根斯坦谈话，维特根斯坦突然拿着一根拨火棍「恶狠狠地冲过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吓得哈耶克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所以这事说起来就是，世界级富翁的儿子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单挑过两位世界级学者，这两位世界级的学者又教出来一位世界级的大富翁。

尽管证伪主义是能很好地检验科学和非科学的工具，但它依旧有漏洞。

先让我们作一个假设。

我们已经知道相对论比牛顿力学更准确了，那么我们假设有一个时空机，把相对论带到了牛顿时代。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见到了更准确的相对论，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时的观测技术可以观测到两种理论的区别。一种是当时的观测技术有限，区分不出两者。

我们不用辩论那时候的观测技术到底怎样，我们把这两种情况都讨论一下好了。

第一种情况，观测手段能区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的区别。

你或许说，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假如人类发现观测结果和牛顿的理论不符，为什么还会相信牛顿两个世纪之久？

事实上，在 1859 年，法国天文学家就发现，水星的移动和牛顿理论计算出的结果有几十秒的角度偏差。

他们怀疑牛顿了吗？没有。

科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另外一颗没被发现的水星卫星的吸引造成的。他们根据牛顿理论计算出了这颗未知卫星的位置和大小，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但实际上，他们根本观测不到这颗卫星。

他们怀疑牛顿了吗？没有。

科学家们又提出一堆新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找不到这颗卫星。比如「水星因发出黄道光的弥漫物质使水星的运动受到阻尼」——别问我，我直接 coy 来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我们想，如果相对论来到牛顿时代，完美地解决了水星误差的问题，那它也不过是「未知的卫星」啊、「什么什么阻尼」啊等等众多解释中的一种。所有这些假说都能解释实验数据的异常，但其他假说不复杂，又没有破坏牛顿理论，而相对论则要向大家宣布全世界相信了两个世纪、被无数科学家崇拜的经典理论，压根就不是绝对真理。

你信谁？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假设过一个类似的场景。他说，假如天文学家们观测到一颗星星的运转和用牛顿定律计算出来的结果不符合，会怎么办？他们不会怀疑牛顿，他们会认为有一颗未知星球干扰了这颗星星的运动。于是他们就计算出那个未知的星球，但是星球太小了，普通望远镜观测不到。于是他们就申请一笔资金，花上三年时间造了台天文望远镜。结果他们没发现那颗星球。他们还是不会怀疑牛顿，会认为是一个宇宙尘埃挡住了未知的星球。于是他们又申请造了一颗卫星去发现那个尘埃。要是没发现那个尘埃，他们会认为是宇宙中的磁场干扰了卫星的仪器。要是还没发现磁场，他们就会提出更多的理论 ⋯⋯ 直到人们把这件事整个都忘了为止。

这就好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种从来不懂得从根本上反省的人。他受了穷，就骂是老板吝啬给他钱太少，商人太坏囤积居奇。要是怨不上老板商人，他就骂是政府太坏，要么是「社会的错」。要是赶上他还爱国怨不了国家，那还可以骂「一代不如一代了」「现在年轻人全都堕落了」。要是这些都骂不上，他还可以仰天大骂是老天不公，是命运不济。总之他遇到的所有坏事，都可以从别人身上找出无数理由，从而「严格地论证」出，他自己是不会出错的。

你或许还会觉得，这个假设不可靠。科学家们不会就那么傻吧。他们那么聪明，怎么会只知道不断给错误的理论找理由，不知道怀疑整个理论呢？

实际上科学家们不仅喜欢找理由，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找理由。

想想我们上物理课时做的实验。实验结果是不可能得到理想值的，对吧？老师给我们解释说，这是误差。空气阻力也好，物体表面不够平滑也好，尺子不够精确也好，总之到处都有引起误差的原因。

但问题是，科学家就能创造出绝对理想的实验环境吗？他们创造出绝对光滑的物体了吗？他们创造出不受观测干扰的实验了吗？不，他们永远都创造不出来，所有的实验结果、观测数据永远都有误差。

科学家有能力减少误差，比如说改进实验技术，更换各种实验条件来对比实验数据，通过多次实验计算误差的分布，看看分布曲线是不是正常。但是，科学家永远没法真正消除误差，也没法精确地认定数值的某一个部分肯定属于误差——假如能精确认定，也就不存在误差了。

再者，科学中不乏前文水星观测这样的例子，它是一个孤单的证据，当时的科学家们没法找到同类例子，也就更没法确定数据的偏差到底是不是属于误差了。

所以，实验数据总是给错误留了空间。而科学家又没有严格的办法去判定每一个错误数据的出现，到底是因为实验误差，还是因为理论本身的错误。虽然大部分时候科学家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到了水星的那个例子里，实验数据已经失去纠正科学理论的功能了。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1956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啥意思大家不用知道了），这在物理学界是一件大事，其冲击效果类似于证明出「能量不守恒」来。两个人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然而实际上，在二十七年前 年的时候，一些实验早就已经出现了支持宇宙不守恒的数据。但是科学家们觉得宇宙不守恒这事儿太扯了，就认为这些异常的数据只是误差而已。

但这并不是科学家们的错。

宇宙中确实可能存在未知的星球，存在磁场，它们也确实干扰过数据，以往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几乎每一次，科学家们给异常数据找的理由都挺靠谱的。

回到我们的假设，假设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提前知道了相对论，而且科学家们发现相对论能恰好解释水星位置的误差，那么他们会放弃牛顿吗？

我们刚才说了，假如你是科学家，你选择相信哪个呢？一边是一个没听说过的科学新人提出的一套全新的、复杂的新理论，要合乎它来彻底推翻现有理论，唯一的证据是一次可能由误差产生的异常数据；另一边是一个在两个世纪里被无数人无数次验证的经典理论，外加一颗远离人类一亿公里的、小小的、尚未被发现的新卫星，以及我们对自己天文观测能力不足的谦虚承认。

换句话说，为了一个独立出现的异常数据，我们应该推翻一个被验证了成千上万次的成熟理论，而用一个更复杂的全新理论取而代之吗？

或者你会坚持说，你自己选择不出来，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没有足够的科学素养，看不到这个问题背后蕴含的「科学含义」，或者是思想不够开放。换句话说，你以为只要改进科学界对新理论的判断方式，让科学界对新理论更包容更「民主」就可以了吗？但并不存在一个什么「科学委员会」「科学审查机关」之类的东西负责「审查」新的科学理论，所以科学界也没有什么民主不民主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可以避免的缺点。

这个问题先放放，我们接着说刚才的假设。

刚才第二个假设 ⋯⋯ 您没忘了那假设吧？我们假设说，假如牛顿时代的人见到了更为正确的相对论，但是当时一切的观测手段都无法验证两者的区别，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科学家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牛顿了，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奥卡姆剃刀」。

在讲牛顿的时候，我们说过衡量理论学说的两个标准，第一位是预言的准确性，第二位是简洁性。

「奥卡姆剃刀」大致的意思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