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节 三星堆的秘密（上）——起源之秘

三星堆来历之谜已基本被揭开。

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广汉三星堆被发现以来，诸多关于三星堆的疑团便一直被学界和社会所猜测。

所有人都想知道，三星堆这个神秘文明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而其中，又有几大关键问题或者说核心问题倍受关注。

第一：三星堆究竟是从哪来的？

第二：为什么三星堆里会出现来自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乃至西亚风格的出土物品？三星堆与上述几个上古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第三：据现代考古发掘，三星堆文明一共延续了 2200 年之久，如此辉煌持久的文明，为何突然在历史上神秘消失？三星堆人后来究竟去哪了？

庆幸的是，经过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员的不断研究，以及近些年来对三星堆及三星堆周边史前遗址的持续发掘，包括对目前发掘出来的人体骨骸的 DNA 鉴定，上述问题基本都已找到了答案，三星堆的起源和消失之谜，终被揭开！

三星堆的发现极为偶然。

1929 年，四川广汉一个叫燕道诚的农民在月亮湾田地里排水时，发现水坑下面的淤泥里有东西，当他把淤泥清干净后，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坑玉器！

燕道诚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知道挖到了宝贝，于是便将这些玉器用背篓背到成都城里去贩卖。

很显然，如此大批出土玉器定然瞒不过古董市场上的有心人，众人聊上几句就套出了老实巴交的燕道诚口中实话。

一时间，无数人涌向广汉月亮湾寻宝，而燕道诚挖出的玉器中，有一部分被当地驻军长官陶宗凯所得。

陶宗凯又找到当时在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的美国教授葛维汉鉴定这些玉器的来源。

葛维汉教授一看，便知这恐怕是一处大型遗址的出土文物。

1931 年，葛维汉教授组织的三星堆遗址考古队正式成立，由此展开了对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

这次发掘成果谈不上

丰硕，但仍旧出土了一些造型奇特的物品，然而现场的考古学家们却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眼前所看到的东西。

专家们对此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但最终讨论无果，无奈之下，只能将照片寄给当时尚在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看完后也不清楚挖出来的是什么。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发掘工作就此暂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建立后再次开始了对三星堆的发掘，这段时期陆续出土了一些物件，但真正震惊世界的，是 1986 年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

坑里最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层象牙，下层则是各种青铜器、玉器和金器，我们熟知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等物正是在这次发掘中出土的。

东西是挖出来了，但考古学家们心中却更加疑惑。

譬如青铜大立人像，这世界上难道真有这种细长身材比例的人？

譬如青铜纵目像，两只眼睛呈圆柱状向外凸起，正常人类哪有这等长相？

再有那个匪夷所思的青铜鸟脚人像，人类怎会长这样一双鸟爪脚？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表明，这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掌握着极为精湛的青铜冶炼技术，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对其却没有任何记载呢？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记载，只是过往历史学家们认为史书里的记录是志怪传说，当不得信史。

此处摘录几段，一看便知学者们为何不把这些文字当作信史看待。

《

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

《蜀王本纪》：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蜀王本纪》：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压五丁。

这里面说古蜀诸王每个都活了几百岁，最后都当了神仙，从蚕丛到开明王朝，一共经历了三万四千年，王朝中的重要人物「五丁力士」，能移山填海。

这种「史料记录」专家们除了把它当作传说外，实在没法当作正史看待。

但三星堆的重大发现打破了这一切，考古学家们赫然发现，原来这些传说都是真的！

最严丝合缝的对应，来自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其中讲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反观三星堆的青铜纵目人像，专家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三星堆就是史料记载中的「古蜀国」啊。

从此以后，三星堆遗址才算定了性——古蜀王朝遗迹。

虽然专家们知道了三星堆正是史书中记载的「古蜀国」，终于有了研究方向，但有关三星堆的疑问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变得更多。而这些问题里，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星堆起源之谜。

这个古蜀文明，究竟是从哪来的？

在讲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一个概念——三星堆是一个持续时间长达 2200 年的史前文明，如此之长的时间段，几乎等同于秦统一中国到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了，所以早期三星堆与晚期三星堆相比，是存在巨大差别的。

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三星堆文明初期的发展程度同晚期发展程度的差距，几乎与秦朝到清朝的差别一样大。

所以为了研究便利，学者们将三星堆

的文明历程分为了主要的三个阶段：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 4800—4000 年前，持续时间 800 年；

三星堆二期、三期文化：距今约 4000—3200 年前，持续时间 800 年，这一时期的三星堆，也是媒体主要宣传以及公众平时认知中的三星堆。

三星堆四期：十二桥文化、成都金沙遗址，距今约 3200—2600 年前。

接三星堆四期之后，便是晚期巴蜀文化，又称「船棺葬文化」，其所处时间段为距今 2600 年—公元前 316 年，持续时间近 300 年，之后进入秦灭巴蜀阶段，蜀地归秦。

上述历史分期目前均有考古出土实证支撑，所以川渝早期文明的发展，是连续且不间断的，中间没有出现断层。

理解了上述分期，接下来本文讲三星堆的起源，各位才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从上述分期看，很显然，人们只要找到比三星堆年代更早的，且系出同源的史前遗址，那么这个遗址所代表的史前文化很可能就是三星堆文明的起源。

那么这样的史前文化究竟存在吗？

答案：在 2009 年之前，它是不存在的，但 09 年这一年，它在距离三星堆 16 公里处的什邡市城南被发现了。

这个遗址的名字叫「桂圆桥遗址」，又称「桂圆桥文化」，遗存面积约 1 万平米，距今约 5000—4500 年，是成都平原上发现的最早的史前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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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十余年的研究，这个桂圆桥文化已基本被弄清楚，其历史进程分为三期。

其中桂圆桥文化一期（距今约 5000—4800 年）与阿坝州茂县的营盘山文化（距今 5500—5000 年）面貌极为相似，基本可确定桂圆桥文化是由营盘山文化先民迁徙而来。

为说明营盘山文化和桂圆桥文化之间的关系，特意绘制了上面这张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营盘山遗址与桂圆桥遗址相距不过百余公里，它清晰地表明，三星堆早期先民从龙门山区迁徙到更宜居的成都平原这么一个过程，而这场持续迁徙，发生在距今约 5000 年前。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桂圆桥文化一期时，还带有大量营盘山文化的痕迹，但当桂圆桥文化到二期、三期时（距今 4800 年—4500 年前），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且相对独立的史前文化，这个文化，便是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早期阶段。

所以三星堆的早期阶段，其实是由阿坝地区的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

然而探索到这里，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三星堆文明的起源问题，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营盘山文化又是从哪个史前文化发展来的呢？

得益于近些年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成果，如今这个问题也基本被摸清——营盘山文化，与甘肃省甘南州的马家窑文化一脉相承，而马家窑文化的源头，则是来自于著名的仰韶文化。

至此三星堆起源的其中一条主线就非常清晰了——（三星堆早期先民）沿白龙江流域南下，经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一带。之后再顺

岷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

所以三星堆最初的源头之一，实际上是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大约距今 7000—6000 年前，仰韶文化的一支从今日的河南或陕甘一带向西南地区进发，横穿甘肃进入甘南，又从甘南南下入川，到达今日的成都平原北部区域。

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持续了大约近千年之久，直到距今 5000 年时，这批南下之人终于在今日成都北部的什邡地区，发展出桂圆桥文化，并在后来成为三星堆文明的先驱史前文化之一。

探索至此，那么三星堆的起源之谜算是揭开了吗？

答案：并没有！

注意前文，我反复强调「仰韶—马家窑—营盘山——桂圆桥—三星堆」这条线只是三星堆的初始源头之一，因为三星堆的兴起，并没那么简单，从现在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它的起源，远比过往专家学者们的想象更为复杂！

毕竟三星堆是一个持续 2200 年的超长史前文明，如此长的时间段，它又怎会没有秘密呢？接下来本文要讲的，便是三星堆最大的秘密——它的另一条起源主线！

这条主线的探索，中国考古学家花费了近百年的时光，甚至在最近动用了分子人类学技术，检测了所发现遗骸的 DNA，才真正搞清楚了其中的真相。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成都市区及周边区县的陆续开发，施工队在各地频频挖出一种属同一类型的史前文化，因为该文化的主要遗址位于成都市新津县宝墩村，因此该文化被命名为宝墩文化。

1995 年底，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宝墩遗址正式展开发掘，结果挖出来的东西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人们发现，宝墩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物，居然与三星堆存在极密切的联系，若只是如此，其实也就罢了，大不了宝墩文化算是三星堆的前身。

但在考古学家在深入研究后，才发现这个宝墩文化极不简单——它竟是一个凭空出现的史前文化。

因为这个宝墩

文化，一出现就达到了很高的发展程度，不光是有成熟的稻作种植技术，而且这个文化，仅凭一己之力就在成都西部和南部建造了 6 座城市（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郫县古城以及鱼凫古城）。

其中处于疑似都城的宝墩古城，仅内城面积就高达 60 万平米，如果加上加筑的外城，其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 274 万平米（约 4100 亩）。

一个史前文化，竟然建了一个史前城市群，这等高度发达，仅差一步就从城邦时代迈入国家文明的史前文化，即使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如此疑问来了，这样一个文化，究竟是从哪冒出来的？还有它与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的三星堆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随着近年来对宝墩文化各处遗址的发掘，目前其所处年代已基本确定，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 4500—3700 年前。

如前所述，三星堆一期文化存续年代为 4800—4000 年前，三星堆二、三期年代为 4000—3200 年前，所以宝墩文化与三星堆之间，存在有大约 800 年的重合期。

先说第一个问题，宝墩文化是从哪来的。

在宝墩文化刚刚被发现时，由于宝墩文化的大量器物与三星堆高度相似，加之其规模巨大，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考古界一直认为宝墩文化是三星堆的前身。

但随着近些年，考古专家们在大量比对宝墩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异同

后，发现实际情况与之前的判断似乎有点不一样。

首先是建城技术。

在三星堆一期文化阶段，是没有城墙的，换言之，在距今 4000 年前，三星堆还没有建成城市，而是类似一个类似大集市式的群居聚落。

但宝墩文化，却在 4500 年前就已建成高山古城，如果宝墩文化是三星堆前身，没道理 4500 年前的宝墩文化时期能建城，4000 年前的三星堆时期反而不能建城了，毕竟这是文明的发展，岂有越混越回去的道理？

其次是稻作种植技术。

从三星堆发掘情况来看，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早期阶段，基本上还是以北方的「粟作」为主，很显然，这项种植技术是从北方黄河流域传过来的，这与前文所述「仰韶—马家窑—营盘山——桂圆桥—三星堆」这条迁徙路线完全相符。

但宝墩文化却不一样，在该文化初期，其稻作种植技术就已非常成熟，至少从农作技术上，宝墩文化比三星堆一期文化更为先进。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点，这点一句话就可说清——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年代上限（4800 年前），比宝墩文化（4500 年前）还早了 300 年。

这些事实说明，宝墩文化似乎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三星堆的前身，它与三星堆一期文化之间，更像是一种相互紧密关联却又相对独立的一种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想找到答案，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实地考古发掘上来，从遗址发掘中寻找线索。

也只有找到线索，才能解释宝墩文化的凭空出现之谜。

那么线索找到了吗？

答案：找到了，而且答案相当之意外！

经过对宝墩文化多座古城的发掘和比较，考古学家们赫然发现，宝墩文化的建城技术竟然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技术如出一辙！

截至 2021 年，长江中游地区（今湖北、湖南等地）发现并确认的史前古城近 20 座，这些古城邦，大多采用「堆筑法」

建造城墙，城墙内面积约 10—100 万平米不等，城址形状多为多边形或长方形，而这些特点，与宝墩文化各座古城的特征几乎完全一致。

所以宝墩文化的城建技术，基本可确认是从长江中游地区传承而来。

除此之外，宝墩文化高度发达的稻作技术，很可能也是从长江中游地区传来的。

众所周知，中国早期的水稻种植技术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距今约 12000 年。

长江中游地区，在大约六七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稻作种植技术，那么在 4500 年前，由宝墩文化带入四川地区，也属符合常理之事。

如此一来，宝墩文化更加神秘了，它不仅有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城建技术，还有长江中游地区特有的稻作种植技术，它的来源，究竟是谁呢？

探索到这里，答案其实已是呼之欲出！

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说来说去实际上就那几个：距今 6400—5300 年前的三峡巫山县大溪文化，距今 5300—4600 年的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文化」，距今 5000—4300 年的湖北天门市「石家河文化」等等。

（注：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的继承者，二者一脉相承）

所以宝墩文化的源头，极可能是上述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中的其中一个，至于究竟是谁，则需要更多的考古实证出土才能确认。

至此，宝墩文化为何一出现就显得较为发达的原因也基本清晰了，它本就是长江中游的成熟史前文化先民迁徙而来，入川之后，成都平原富饶宜居，这些先民自然能最大程度复现母文化的技术，因此宝墩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较为先进的特征。

关于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目前史学界的主流意见是，这两个文化极可能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三苗」集团。

因为《史记.五

帝本纪》中明确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而从上述「三苗」的活动范围看，正好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影响范围相重合，年代上也相差不多，因此屈家岭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三苗」上古集团的遗存。

基于此点，三星堆原考古队队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社科院客座研究员赵殿增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认为宝墩文化在成都平原兴起，正是《史记》中记载的舜帝「迁（逐）三苗于三危」这一历史事件所引发。

赵殿增老先生认为，大约在 4500 年前，舜帝领导的北方集团与长江流域的「三苗」集团爆发了一场大战。

这场大战中，「三苗」战败，其中一支可能就是在这时候，跨过三峡地区，西迁入蜀，从而创建了宝墩文化。

当然，以上猜测目前还无法百分百地证明，但老先生的这个提法，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近期的一次 DNA 检测，竟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上，佐证了他的假说……

今年 6 月，厦大、川大、复旦以及剑桥相关人员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就宝墩文化高山古城遗址发现的古人类遗骸 DNA 检测结果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研究团队成功提取了 5 个宝墩文化古人类基因，其中 2 人属于三星堆一期文化时期，3 人属于三星堆二期文化时期。

检测结果表明，5 人均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居民，其中 89%—95% 与黄河流域古人基因一致，4.9%—10.9% 与西南土著基因相同。

换言之，三星堆先祖是从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迁徙而来，这与本文前文讲述的两条「迁徙主线」完全一致。

（相关论文：《古基因组揭示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粟稻混合农业流行与文化传播的共存发展》，英文版《Ancient genomes reveal coexistence of demic and cultural diffu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thic mixed millet and rice farming in southwest China》）

这篇论文，是自三星堆发现以来，第一篇关于三星堆先民 DNA 检测的科学论述，极其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这篇论文揭示了三星堆人的起源，同时再次佐证了「仰韶—马家窑—营盘山——桂圆桥—三星堆」和「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三峡地区—宝墩文化——三星堆」这两条三星堆先民迁徙路线的正确性。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在大约 5000 年前，阿坝营盘山文化的一支先民南下翻过龙门山脉，到达成都平原，然后在成都平原北部的什邡地区建立了桂圆桥文化，桂圆桥文化携带着营盘山文化的因子。

在两三百年后，该文化逐步走向成熟，并在约 4800 年前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三星堆一期文化。

然后距今约 4500 年前，一支来自长江中游的先民队伍因某个原因迁徙到成都平原南部，这支队伍应当是长江中游某个较成熟史前文化的分支（屈家岭、石家河、大溪文化均有可能），其掌握着相对完善的城建技术和稻作种植技术。

这支先民队伍到达成都平原南部后，凭借其掌握的先进技术，迅速站稳脚跟，并由此发展出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一共持续了 800 年，在此期间，宝墩文化逐渐被发展起来的三星堆融合或吞并，三星堆一期文化在吸收宝墩文化的优势后，终于从漫长的新石器时代突破至青铜时代，至此三星堆文明彻底成型。

所以，宝墩文化同样是三星堆的起源之一，如果一定要准确地描述，它可算是三星堆二三期文化的前身，但它与三星堆一期文化却又存在一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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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圆桥文化和宝墩文化这两大三星堆源流摸清后，其实也就意味着三星堆「西亚文明起源说」的不攻自破，然而三星堆遗址里确实又发现了带有西亚文化因子的物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要想解开这个谜题，就不得不说说距离四川千里之外越南北部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了。

2007 年冬季的一个清晨，越南北部永福省永祥县义立村，阮小二（未查到此人具体姓名，姑且以此名代之）像往常一样去义立遗址发掘现场上工。

小二兄在探方里蹲久了觉得有些腿酸，便起身活动了一番，又看了看远处那位据说是从中国来的考古学专家，然后便继续挥舞手中的小锄头辛勤工作。

过不多久，小锄头突然碰到某物并传来一阵轻微的「叮......」声，经验丰富的他只听这声音便知，这次恐怕真的挖到宝贝了。

出土的是一枚精美绝伦的玉牙璋，又称「歧锋端刃器」，端头上有两个锋刃，一边高一边低，此物在东亚一系列古文明里有着相对特殊的地位，通常是代表王权。

我国专家闻讯赶来一看，立马便认出此物与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几乎完全一样，不仅器物造型相同，连玉料都极为类似。

一个天大的问号就此出现在中越两国考古学家的脑海里——为什么 1000 多公里外的越南，竟出土了和广汉三星堆一模一样的文物呢？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义立遗址隶属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此文化大约存在于 4000—3000 年前，三星堆文明距今约 4800—2600 年前，年代上双方倒是能对上号，但三星堆文物是怎样跨过数千里的原始丛林传到越南的呢？

要知道东南亚地区的原始森林林即使

在今天也是非常危险，而 3000 多年前的原始森林，自然更是危机四伏，瘴气、沼泽、野兽堪称三大杀手，以三星堆人当时的生产力，很难跨过这数千里的天堑。

或许有人会说，你凭什么说是三星堆传到越南，就不能是越南传到三星堆吗？

答案其实很简单：三星堆文明出现时间比越南冯原文化更早，生产力水平比冯原文化更高，所以此物只会是三星堆传到越南的。

但有一点我们得明确，越南出土了玉牙璋，证明冯原文化和三星堆有联系，但并不能就此断定冯原文化是起源于三星堆，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

三星堆文明与冯原文化有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双方是怎样联系的，却是一个谜。

但随着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这个谜题已基本上被破解。

三星堆文明的影响范围其实并不局限于广汉鸭子河片区，在东至湖北宜昌、南至云南昭通的广阔地域内，都出土了与三星堆类似的器物，这表明三星堆在其巅峰时期，实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史前文明。

既然三星堆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云南，那说明古蜀国的南部边缘地带离越南其实已经非常接近，而近年来广西西部出土的一些与三星堆风格相同的器物，如「凹刃石凿器」等等，则彻底补上了三星堆与冯原文化相互联系的最后一环。

下图为三星堆 4 号坑出土的「凹刃玉凿器」，比广西出土的「凹刃石凿器」要高级一点。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大约 4000—3000 年前，四川盆地与南亚次大陆之间，极可能存在着一条非常艰险的「南方丝绸之路

」。

它的正式起点是在成都平原，经过云南、广西，到达今日越南，又从越南折向西，然后到达当时的古印度文明。这条路线长度在 3000 公里左右，路途极为遥远。

这条贸易路线的存在还有另一个证据——三星堆出土的 5000 余枚海贝。

日本熊本大学专门搞海贝研究的学者曾对这批海贝的来源进行过探索，在对海贝进行测定后，可以确定这些海贝产自印度洋，这一点再加上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有力地证明了「三星堆—越南冯原文化—古印度」贸易路线的存在。

这条贸易路线自然不像我们今天的交易这么高效率，双方一次物资的交换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之久。

三星堆文明共存世约 2200 年，如果放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去看，那就完全称得上是交易频繁了。

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司马迁其实也曾提到过。

《史记.西南夷列传》：建元六年，拜唐蒙中郎将，通夜郎。

这条路，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巴蜀至古印度的贸易路线「夜郎道」，又称「蜀身毒道」，「身毒」即西汉时期对印度的称呼。

而三星堆至古印度贸易路线的存在，将「南丝路」的存在时间又从西汉时期往前推进了 1000 余年，这证明早在 3000 多年前，「南丝路」就已被三星堆古蜀先民开辟出来。

由此三星堆出土器物里为何含有一些西亚元素也有了相应解释，这条古贸易路线既然能到达今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自然也能到达更加西边的两河流域

。

所以西亚文明的一些影响因子传入三星堆，实是再正常不过，毕竟三星堆文明持续了 2200 年之久，如此漫长的时间，文明之间产生相互影响不可避免。

除此之外，另一项证据也证明了这条贸易通道的存在。

1993 年，《纽约时报》曾报道，西方考古学家在埃及一具木乃伊的头发上发现了一束古老的丝绸，维也纳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对其仔细检测后，确认其产地为中国，时间距今超过 3000 年。（《埃及发现公元前十世纪中国丝绸》，1994）

这则报道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注意，毕竟考古讲究「孤证不立」，一束埃及木乃伊头上发现的丝绸，并不代表有多大的意义。

但自 2020 年国家组织大批力量开启三星堆深入发掘研究工作后，事情顿时变得有意思起来。

因为考古队在三星堆遗址里，同样发现了丝绸，发掘结果表明，早在 3000 多年前，三星堆就已经开始了对丝织品的规模生产和应用。

在三星堆的 4 号坑里，堆积着厚达 15 厘米灰烬层，经检测分析，这 10 余厘米灰烬层里，不同层面均能检测到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这是焚烧后丝绸后留下的锦灰。

如此之厚的锦灰，充分说明了古蜀国时期丝织品的富裕程度，而三星堆拥有如此之多的丝绸，必然会将其用于对外贸易，须知丝绸，从来就是和西方贸易的最佳商品。

所以埃及那束 3000 年前的古丝绸，很有可能就是从三星堆传过去的。

至此，埃及发现的这束古丝绸终于显现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金杖、海贝等物是西亚对三星堆的「输入货物」，那么丝绸显然就是三星堆对西亚地区的「输出商品」，而这种有来有往的贸易，再次证明了 3000 多年前那条「南方古丝绸之路」的客观存在！

三星堆里西亚风格物品的来源，到此终于有了一个完美且合理的解释，这一切都是通过双方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而来。

古埃及存在了 6800 年，三星堆存世 2200 年，即使以三星堆二期文化开始计算，双方同时存在的时间也有 1400 年，如此漫长的时光，双方有交流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相反, 双方如果没有交流，那才不符合常理。

三星堆的起源历程表明,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大地仍旧笼罩在蒙昧与黑暗中的时候, 三星堆的先民就已跨山越河, 穿过茫茫原始丛林，一步一个脚印到达了富饶的成都平原。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迁徙中, 他们在两湖、陕甘、四川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史前遗迹, 这每一座遗址，不仅是今日我们寻根溯源、追寻先民足迹的关键线索和证据, 同时也是一座座记录我中华先民征服华夏大地英雄史诗的不朽丰碑！

后记：本文大概是在下《考古秘闻录 2》盐选专栏上线以来，最耗费心力的一篇文章了。

三星堆文明博大精深, 即使是某个单一的研究领域, 都足以让专家穷尽一生去探索, 因此要在万余字内系统性地讲清楚它的复杂起源, 实非易事。

但这样一个重要文明, 而且是涉及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发现，不讲明白又不行, 不然网上那些天马行空的说法会更加光怪陆离。

恰好今年 6 月，宝墩文化古人类遗骸 DNA 检测报告公布，这是自三星堆发掘以来, 第一次对三星堆先民的人种进行基因测定，是一项极重要研究成果，它充分证明，三星堆先民起源于中国。

这项发现, 补上了三星堆起源之谜里关于分子人类学的关键一环，也是最后一环，由此所有涉及「三星堆起源」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闭合的证据链。

所以就有了这篇盐选。

「三星堆的秘密（上）——起源之谜」到此结束，接下来的下篇，将讲述三星堆从兴盛走向衰亡的辉煌史诗历程, 三星堆古城、青铜纵目人像、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都将一一登场，下一节：三星堆的秘密（下）——地下成都！

部分参考资

料及文献：

《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四川文物, 2002；

《石戈与牙璋之关系——岭南地区、三星堆地区出土两类器物的考古学研究》，硕士论文，2004；

《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 文物, 2013；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四川文物，2017；

《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成分检测及相关问题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

《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四川文物，2021；

《宝墩文化研究》，硕士论文，2021；

《三星堆青铜头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从三星堆青铜头像看三星堆文化来源》,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