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节 重器失窃：嘉庆兵部失印案

这个案子的起点，要从嘉庆二十五年春，嘉庆皇帝前往东陵祭陵说起。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三月初七，内阁正在办理皇帝祭陵的出行工作，第二天，嘉庆皇帝就计划要起驾，前往直隶遵化州的东陵了，为期大概是一个月。届时大批官员随行处理国事，保持政令畅通。

发号施令就要携带官印，因此内阁大学士派笔帖式前往各部领取官印。内阁的笔帖式来到了兵部，兵部接待官员不敢怠慢，立刻带领部堂书吏鲍干等人，陪伴来人前往兵部的库房取印。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即将迎来自己人生中最曲折、最离奇、也最胆战的经历。

走到存放印信的区域，一行人看到兵部各司、厅、所的印信逐一排开，都摆放在桌上。这些印信都是要经常取用的。

而在它们的后面是两个大木箱子，里面放着兵部的大印。

和朝廷其他部院衙门一样，兵部有两枚大印，衙门日常使用的称为“堂印”，随驾出巡使用的称为“行印”。（“行印”即“行在之印”，“行在”是皇帝巡行所到的地方，古代皇帝在外面到达哪里，哪里就是“行在”。）

兵部堂印存放在第一个大木箱子内的一个铁匣子内，第二个大木箱子里则存放着兵部的行印，还有兵部知武举关防、行在武选司、职方司等官印。这些官印都是不常使用的。

取印的一行人走到第二个大木箱子前站定，虽然有锁，但平日里并没有上锁，他们打开箱子，行印应该就放在里面的一个木匣内。

可是几个人翻开木箱，存放行印的木匣竟然不翼而飞了！

人们立刻紧张起来，把大木箱翻了个底朝天，印匣子就是无影无踪——行印不见了！

兵部的接待官员大叫起来，赶紧找！

一群人立刻在仓库内四下寻找，空气紧张得仿佛要爆炸。仓库里安静得出奇，只剩下了人们紧张的呼吸声。丢了有调兵权的朝廷大印，那是有极为严重的后果的！

不一会，管库的库丁康泳宁在屋角堆放着的一堆旧稿上面，发现了印匣子，打开一看，空空如也。行印真的就不见了。

在场的官员知道大事不妙，一边去派人报告兵部堂官（兵部的长官），一边组织人手在仓库里翻天覆地地查找。很快，兵部尚书、侍郎等本部长官纷纷赶到，扩大搜索范围，在整个衙门内外找了一天一夜，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当夜，分管兵部的内阁大学士明亮，也赶到现场，和各位长官连夜紧急商议。丢失国家大印这个事太大、隐患太重，没人敢隐匿不报；并且兵部这一天找得天翻地覆，事情想捂也捂不住了。

第二天，三月初八，御驾刚刚启程行至汤山，嘉庆皇帝就收到了内阁大学士明亮、兵部尚书普恭、戴联奎的紧急报告——兵部大印丢了！

一场惊天的国家大案就这么拉开了序幕。

印信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凭证。堂堂国家大印竟然不翼而飞，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和管理大印的？

历朝历代直到今天，对印信的管理和使用都有严明的制度，朝廷六部作为国家行政核心，掌握中枢大权，印信制度更为严明。

堂印保管在印房，有官吏全天候轮流值班看护。

早在雍正三年，雍正帝就下令要求中央各部挑选满汉主事各一名，专门负责用印盖章；

只要用印，必须严格落实印钥印牌制度，使用官员持批准文书领印牌、印钥，取印时交印牌押在印房，用完之后再取回印牌交差；

保管官员收回大印后，检查后再封存。并有专项登记簿，将用印原因、次数、日期等严格登记。

此外，各衙门用印除了必须在衙门公堂内使用、主要官员现场监督外，还有专门的监印官，每盖一章还要加盖监印官的姓名戳。

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有人冒用官印，加上各部门原有的仓库管理制度，各部大印管理在理论上是安全可靠的。

谁想到

竟然会发生丢失大印这么低级的事故。

勘查现场发现，存放行印的印匣子遗留在仓库内，明亮等官员由此判定，这是盗贼在仓库内偷印后，为了逃跑方便而丢弃的。而外面的大木箱子里，其他各处印信都完好无损，唯独丢了这枚权力最大的行印。

丢印以后，明亮等人自请处分。但是皇帝出行期间还是要用印的呀，所以只好请示暂时以兵部堂印取代；为了查明实情，兵部请示将所有涉案官员，包括看库的更夫差役统统押送刑部，严加审讯。

嘉庆帝接到奏报后哭笑不得。他虽然个性温和、待人宽厚，在位二十多年也算勤勤恳恳，却不断遭遇莫名其妙的事故——不是在紫禁城门口撞见刺客，就是查赈官员被赈灾的地方官勒死；不是各级官员前赴后继地贪腐，就是朝廷千方百计开源节流，结果还是处处缺钱。真可谓“千古未有事，尽出大清朝”了。

现在兵部连大印都给弄丢了，这让嘉庆帝已经压抑已久的愤怒爆发了。

兵部掌管天下军政，持行印的人可以调动军队、钤发火票、批发军需，等等。先不说行印丢了影响日常的军令政令，万一落入居心叵测的人手里，后患无穷。叛乱者一旦持有兵部大印，起兵造反就是轻轻松松。

嘉庆帝立刻下旨，派出重臣会同刑部，立刻收齐嫌疑人，抓紧审讯，务必查出详情；同时启动问责制，先将兵部值班官员革职拿问，再追究兵部长官的责任。

第一个被处理的就是分管兵部的大学士明亮。老头已经 86 岁高龄，平时号称管理，实际却不经常到署办公（他这个岁数也没法天天办公），首先负有领导责任——被撤职，降五级处理；

随后就是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英——统统摘去顶戴，调离兵部；

曾任职兵部的松筠、和世泰等大臣，也被点名批评，听候处理。

兵部长官当中，只有现任右侍郎吴其彦因为是刚到任的新官，当时正好出差，侥幸躲过一劫。

同时，一个庞大的专案组也成立了。

由庄亲王绵课牵头，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协助，刑部堂官参加。

庞大的专案组立刻进驻兵部开展调查。

绵课等人勘查现场，发现存放行印的大木箱已经出现腐朽，印匣子就在屋角旧纸堆顶上扔着，符合窃贼偷印的特征。再翻查出入库记录，发现去年（嘉庆二十四年秋），皇帝去木兰围场狩猎的时候，还带着兵部行印，秋围结束后还正常办理了入库手续，当时的经办官员是值班主事何炳彝、庆禄。

专案组当即提审二人。这两人都回忆，去年九月初三，行印归还兵部，他俩还开匣点验无误后，再送交仓库的。

何炳彝回忆，当天行印到司，庆禄说印信关系重大，必须亲眼检查，当时他还和庆禄开玩笑说，“你坚持要开匣检查，难道还怕人换成石头吗”；

庆禄回忆，当天是书吏鲍干把印匣打开，取出行印，“我用手指头还弹了几下”“如果行印入库时印匣中无印，我愿以脑袋做抵”。

同时，入库时在场的高级差役管帼林也做证，亲眼看到何炳彝、庆禄开匣检查。

多条证据都可以证实，行印的失窃时间，是在去年九月初三入库后，至本年三月初七之间。在这半年时间内，凡是进出仓库的人，包括值班官员、用印人员、办事书吏、看守兵丁等等都是嫌疑人。

专案组将这些人都列名单备查，一看多达几百人。加上嘉庆帝下令收押的去年秋围期间接触过行印的书吏、差役等等几十人，排查的线索多如牛毛，嫌疑人回忆众口纷纭，案件审讯的工作量巨大，仿佛大海捞针。可是除此之外，专案组也没有更好的侦破思路了，只好硬着头皮上报。

嘉庆帝原本还怀疑大印是否是在外失窃的，他接到绵课等人的报告后，也认为大印是在库房失窃的。窃贼能进出兵部衙门，还能带着大印走出去，嘉庆认定是内贼所为，极有可能就是兵部的书吏、差役们偷的。因此专案组把审讯的重点放在的兵部书吏和差役身上。

所以，取印当天的值班书吏鲍干、进出仓库的兵丁和多名杂役成了第一批审讯对象。

通过对书吏等人的审讯，专案组了解到：兵部仓库的门钥匙由值班官员保管，用印时派人领取，由官员陪同取印之人一起到达库房，再将钥匙交给差役入库取印。

每次开库都有多人在场，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偷走大印是不可能的。

但是兵部库房已经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没找到。而登记簿上明明记着去年九月初三行印查验入库无误。那么只能是有人在这期间把印偷走了。

书吏鲍干既是发现丢印的当事人，又是去年行印入库的经手人，还是最重要的人证，首当其冲受到了重点审讯。

传讯鲍干后，专案组见他身材不高、体型瘦弱、衣着普通、相貌老成，一副典型的中年书吏师爷形象。专案组询问他行印保管情况，鲍干的回答与其他人相同。

此外他还供称，去年九月初三行印入库之后，十三日曾有书吏周恩绶请领过同箱子的另一枚印章，十六日送回，送回时行印还在。

专案组随即传讯了周恩绶，周也称去年用印时，与鲍干一同入库交印，鲍干将印交回并装入匣子，当时在场的还有兵丁张幅受和贺殿臣。四人一起进的库房。

张、贺二人也被带来讯问，但这两人胆小如鼠，哪见过这种场面！紧张又恐惧，导致胡言乱语，一会儿说没进过库门，一会儿又说是用钥匙打开的木箱……专案组长绵课见他们说话不着调，只好下令让他们先下去。

案发当天找到印匣的兵丁康泳宁，也受到了重点审讯。专案组这回不客气了，连日严刑伺候，抽嘴巴、打棍子，作为重点突破口审讯。原因也很简单——你是怎么知道印匣在旧纸堆顶上的呢？

康泳宁大呼冤枉，坚持说自己是当天临时找到的，而且是和杂役纪三一起找到的。

纪三也承认九月初三和康一起爬上了旧纸堆，找到了印匣子。

当时康泳宁还情绪激动，大喊“有人害我”！

这个细节很值得玩味。

专案组问康泳宁，谁要害你？

康说：“经常送本子进库的差役：何家父子！”

这对节外生枝的何家父子立刻引起了专案组的兴趣。

康泳宁称，几年前也曾因和何家父子争抢库丁岗位编制，结下了梁子。

案发当天，康泳宁自知看守之责难逃，脑海中首先怀疑，是不是何家有意陷害自己而偷走了大印。

何家父子立即被抓到大堂拷问，结果一问三不知。

绵课拿他们与康泳宁当堂对质，结果双方把祖宗旧账、鸡零狗碎扒出来一大堆，越吵越凶。大堂之上不像在查案，倒像是在调解社会纠纷了……

但是双方撕咬中，无意间吐露出另一个人，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差役仁安太。

仁安太是传信差役，经常出入仓库，具备作案条件。同时有人揭发，仁安太与民妇孙某勾搭成奸，对孙出手阔绰。他一个小小差役，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于是仁安太、孙某又被归案审讯了。

孙某将与仁安太通宵夜宿、仁每月给她钱粮的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是一说到兵部大印就茫然无知；绵课等人看这妇人披头散发，再看那仁安太哆哆嗦嗦，不像是有胆偷大印的人，倒像是普通的狗男女。

在大海捞针的审讯初期，专案组多路并进，有疑必查，希望能从海量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几轮审讯下来，专案组一会是调解社会纠纷，一会又处理不正当男女关系，绵课等人已经开始焦头烂额了。

最终，案情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审讯之初的重点对象——鲍干身上。

鲍干又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主动揭发同事周恩绶，曾觊觎过大印。之前多次找他求情，想把大印违规取出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案发前一年的十二月，兵部武选司江西科书吏金玉林、唐宝善找到鲍干，说有事相求，“盗用堂印盖几个章”。鲍干没有答应；

随后，同事周恩绶找上门来，多次向鲍干求情，说“有一道假札要用堂印，能否花钱盗用堂印用用”。鲍干还是没有答应。

本年二月，兵部司务厅的许垚奎邀请鲍干赌博，鲍干输了一百吊钱和五十两白银。这是一笔天价。许垚奎提出只要三十两银子就行，条件是“有事找鲍干帮忙”。

聪明点的都知道，还是周恩绶借印那点事，就拿堂印盖几个章。这摆明就是设局下套，逼鲍干拿堂印。

鲍干踌躇再三，还是没敢答应。当然，他也没向上级举报揭发。

就在案发之后，鲍干被押往刑部审问的时候，周恩绶还拉住他，请求不要供出自己借印的事。

于是，重大嫌疑人周恩绶，浮出水面。

周恩绶图谋不轨，嫌疑很大。

专案组如获至

宝，立即提审周恩绶。兵部堂书陈政，证实周恩绶确实曾经两次央求他和鲍干盗用印札；许垚奎也承认，自己聚众赌博，赌赢后利诱鲍干盗印。

周恩绶一开始拒不承认，但经过与鲍干、陈政、许垚奎三人对质，才交代了自己想偷印盖章的缘由——

原来，江西省绿营有个军官，叫郭定元，想寻求升迁。但郭已经 48 岁了，怕自己年龄过大，升不了官。于是他找到武选司江西科书吏沈文元，央求沈将自己的档案年龄改小 5 岁。

沈文元帮忙做了改动，结果公文到了两江总督衙门，审档发现郭定元年龄不符；于是两江总督衙门申请兵部核查档案的原件。

这让沈文元慌了。

他这时正要由吏转官，马上就可以入仕了（虽然只是从九品的小官，但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像合同工正式转为公务员一样难得），在这个节骨眼上，万一被查出自己偷改档案，那就完了。

所以他找到鲍干、陈政，请求他们帮忙偷盖大印，回复两江总督衙门。自然被鲍、陈二人拒绝；沈文元又找到周恩绶，于是周又三番五次请求鲍干帮忙，也没有成功。

干脆，沈找了一张空白札纸，私自填写，冒充档案原件。沈文元给了周恩绶五十两银子。

以上就是周恩绶、沈文元觊觎大印的过程。

可是，周、沈二人要的是兵部的堂印，而失窃的是行印；并且周、沈二人最终也没得逞。他们虽然舞弊，但他们确实没有偷行印。

很多时候，办案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线索太少，而是因为线索太多。查案初期，没有特定的侦破方向，也没有特定的嫌疑人，审讯是多头并进、多路开花，受审的书吏差役们口供繁杂，又随意指认、众说纷纭，使得核查任务十分繁重。很多线索即使查了，也是真假难辨，弄得专案组官员叫苦不迭。

当时又临近秋审，专案组中的刑部官员又得回去办自己的正事，纷纷打报告离开。刑部官员是专案组的主审人员，经验丰富。他们一走，办案人手严重不足，失印案的侦办工作，实质上已经停滞不前了。

四月初三，嘉庆帝谒陵回宫，失印案还没有结案。庞大的专案组折腾了一个月，竟然还是毫无头绪。嘉庆帝将专案组组长、庄亲王绵课罚俸半年，曹振镛、英和等刑部堂官，也都纷纷被罚俸半年。专案组其他官员被罚俸一年，并被要求每天都要去刑部审案。

嘉庆帝发怒了，审讯工作迅速升级。所有官员云集兵部，调集人马把衙门大院、周边民房仔细搜查，把院内的炉灶、新土都挖开了。

这个查法，立刻就查出了问题。

一，兵部衙门聚众赌博现象严重。每天下班后，兵部从大堂到厨房，都成了赌场。库丁在水房赌钱，差役在厨房赌钱，衙门里一片乌烟瘴气。

二，兵部的值班制度并没有严格落实。当月官员夜间没有在衙门值班，偶尔有一两人在衙门过夜，也是第二天一早就回家，衙门内并不是随时有人；本来应当由官员掌管的堂印及库房钥匙，白天给兵役掌管，晚上给书吏收存，钥匙管理混乱。

三，专案组现场发现，兵部仓库后面的围墙有新堵上的迹象。经过讯问，竟是衙役黄勇兴因为要娶儿媳妇，想将花轿从兵部衙门穿过，就在去年的九月十一日凿开了兵部仓库的后院墙，直通到大街上了！失印案发生的当天，黄勇兴才匆忙堵上了门洞。专案组要捉拿黄勇兴，却发现他已于本年四月初一病故。

四，专案组还发现，领班衙役靳起凤在仓库的后面居住，他的小院也有后门通往大街。

并且，很多兵部官员，也是一问三不知，对所管的工作都十分生疏，更不用说对属下衙役和书吏的日常管理了。

那么，许多人就该问了：兵部作为天下最高的军政机关，不说要做到戒备森严、固若金汤吧，起码也得是能工作有序、井井有条吧？怎么就出现了如今这般松散懈怠的景象呢？

兵部官员们肯定是难辞其咎。兵部一共有两百多名官员，但日常来上班的竟不超过二十多人。

客观地说，传统政治下的官员，所学非所用，又调转频繁，对业务工作十分生疏。而兵部的工作又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不是读圣贤书的文官们能驾驭得了的。所以绝大多数兵部的官员，每天上班也没能力处理多少公务，只能依靠下面的书吏差役这些“老油条”们——书吏差役们长年盘踞衙门，熟悉规章制度，加上长官们又不懂不会，于是上下其手、营私舞弊。

长期以来，评判官员职业生涯是否成功，就是看他官做得多大、位置多高。因此，兵部官员们追求的不是业务精湛，而是早日升迁。这势必让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迎来送往、巴结上级、交际应酬上——平步青云、春风得意的，往往都是钻心仕途的人；埋头苦干、兢兢业业的官员，却被视为“异类”，甚至是“笑话”。

工作越多，出错越多。清朝官员考核严格，公务差错影响升迁，工作越多越占用时间和精力，影响交际应酬，“当官”和“干事”竟成了对立名词。谋求当官的不干事，认真干事的升不了官，你要想升官就别埋头干事；

并且清朝衙门的办公条件又非常简陋，各衙门缺乏办公经费，官员们甚至需要自筹经费办公。比如吏部给值班官员的晚餐只有“一碗两碟”，吏部尚且如此，兵部更加不如了。可各部又不能没有值班的，于是这个苦差就分给了新来的、资历浅的新人。

所以，兵部为何晚上连值班的都没有，这种情形我们也就明白了。他们能定期到办公室报个到，都算是工作认真了。稍稍负点责的，能蜻蜓点水查问一下，也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而已。

嘉庆帝得到报告后，痛骂兵部：

各衙门官员在署值宿，保管库门钥匙是职责所在，竟然不亲自监管，全都扔给书吏差役，随时开关；

官廨为办事公所，门户墙垣关防紧要，皂隶贱役竟然胆敢任意穿墙打洞、自辟门路，差役娶媳妇的花轿都能够穿衙门而走，滑天下之大稽；

而兵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不闻不问，没有一个人制止；整部官员形同木偶，该衙门“废弛已极”。

嘉庆帝又发起第二波更严厉的问责浪潮。

以仓库后墙开洞的日期为节点，所涉官员全部被处分，直接责任人立即革职，没有保管钥匙的官员永远停升；

去年时任兵部尚书的松筠，是戍边出身的功臣，本已经调任盛京将军，年近古稀，被降级为山海关副都统；

现任兵部尚书和世泰，是皇后的亲弟弟，嘉庆帝的小舅子，而且刚上任才半年，也被革职，御前侍卫、正蓝旗满洲都统的职位也一并被免了；

刚刚来兵部代理尚书的普恭，上任才五天，也被降三级；

在之前问责中已经被降级的戴联奎、常福、曹师曾、常英，由降级改为革职。

兵部前任和现任官员几乎被清洗了一遍，但这并不能使丢失的大印自己走回来。大印到底上哪去了呢？

专案组组长庄亲王绵课自请处分，想以此脱身。专案组各位官员审讯了一个半月，讯问了上百人，连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到，实在是黔驴技穷了。只好自请处分，请皇帝另找高明来接这个苦活。

嘉庆帝虽然知道专案组无能，但也知道审讯中嫌疑人口供屡次更改，再找别人审也是一样，只会更乱。于是，绵课等人既要受处分，还得继续审——于是，绵课等人被先行夺去花翎，曹振镛还被降为二品顶戴。限定五月初五为破案日期。

当然，如果能在限期前破案，所有处分撤销；如没能破案，五月初六另行加罪。

专案组甩锅不成，现在只好继续干了。

他们重新梳理案情，发现口供当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疑点，那就是：

兵部衙门形同赌场，书吏差役们天天赌钱，那么，赌资是从哪来的？

其中，赌博玩得最大的是书吏们，兵部书吏胆大到在办公室聚赌，一轮输赢高达上百两银子，而他们的合法收入每月才几两银子啊。

输得最惨的，就是那个最早的重点审讯对象——鲍干。前面我们提到过，鲍干曾在许垚奎家中输了一百吊钱和五十两白银，输红了眼竟然要一注押两百吊。其他赌徒不许，他就破口大骂。

所以这个人看似老实，其实背后还有亡命赌徒的一面。

进一步核查发现，行印的入库和取用，鲍干都是主要经办人；发现印丢失时，在场人员都说鲍干“毫不慌张”；其他人四处翻找时，鲍干还提出来“用车驾司的行印充数”；受审时，鲍还多次揭发别人，但是都查而无用，是不是在故意干扰专案组侦查方向？

鲍干在兵部当书吏多年，在书吏中挺有威望，看似老实巴交，其实是书吏们的核心人物。

专案组中的刑部老手们，隐隐感觉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事”。

于是，审讯的重点突破口又回到了鲍干身上。

这次是换了个方法

，由之前的问话，改成了严刑拷打。

但鲍干咬牙硬撑，顶住了各种大刑。不管怎么折腾，鲍干就是东拉西扯，避重就轻；这怎么难得住经验丰富的刑部官员，于是专案组使出了审讯的经典手段：熬审。

熬审，就是审案人员轮番上阵，被审者不能睡觉、连续不断的被审。熬审之下，被审者不是缴械投降，就是精神恍惚、说漏了嘴——审案人员再利用被审者口供细节的疑点，和供述前后的矛盾之处，找出漏洞深挖。

于是，专案组不让鲍干睡觉，反反复复地讯问行印的出入库细节。

果然，鲍干确实是有故事。

他起初供述还很正常，连续好几天睡不了觉后，他开始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终于露出了马脚：

在说到去年行印入库时，提到何炳彝等人“只于印囊外加封，并未开匣检查”。

我们回顾一下最初的审讯：之前何炳彝和庆禄两个人，可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亲自打开了匣子，目睹大印无误后再办理入库的”，庆禄还口口声声说自己“用手指头弹了几下”“愿以脑袋做抵”。

如今，办理入库的鲍干却说，没有开匣检查，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何炳彝、庆禄又被抓到了刑部。

二人还是坚持说大印是正常入库，但这次专案组已经心里有数了。

专案组经过比对发现，兵部行印的印匣是有木屉的，印囊上还有四五个扣子；而现场发现的空匣，并没有木屉，印囊上也没有扣子。也就是说，案发现场发现的匣子和印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匣子和印囊！

何炳彝、庆禄二人立刻惊慌失措，最终不得不承认：去年秋围之后，兵部行印归还仓库，他们两人只看了一眼外包装，就让入库了，根本没有打开查看——当时匣子里面有没有大印，谁都不知道。

三月份失印案发，他们两个人为了甩责，商量咬定行印是“正常检查后入库”，严重误导了专案组的思路。

这就让案情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之前判断行印是正常入库后，在仓库当中丢失的；现在，范围要扩展到去年的秋围期间。

那么，大印是不是在秋围期间就已经丢失了？又是谁办理的虚假入库呢？

现在办案的重点迁移到了去年的秋围期间，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那么，行印是不是在去年秋围期间丢失的呢？

经查，去年秋围期间，兵部尚书对行印管理严格，大印就放在中堂账房，使用时登记领取钥匙，就在账房里盖章；但是，车驾出行期间，大印的运输就比较松散了——兵部安排了四名书吏，每天轮流背着印匣子，在背印和住宿期间，却没有严格的制度管理。

审案重点现在直指去年秋围随行的几个书吏身上。

四月二十三，去年随行的书吏王振纲在大刑之下招供：兵部行印有两个匣子，其中一个是备用匣，平时放在兵部捷报处，作为损坏后的替补；两个匣子长得基本一样，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专案组前往捷报处查看，发现备用匣子也丢了！

这是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备用的空匣子，谁会去偷呢？偷了做什么用呢？

捷报处的书吏俞辉庭、朱宪臣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被收押严讯。俞、朱二人称，他们听说行印失窃后怕受牵连，私下把备用印匣“烧了”，并把匣子上的铜锁“埋在了兵部后院”。

专案组随即在后院开挖，挖出了铜锁。但这根本不是备用匣上的原配件。也就是说，他们俩说了谎话。

这样一来，二人的嫌疑更大了。

于是又来了几轮大刑。俞辉庭抗压能力弱，而且案子查到了这一步，证据已经很明朗了，也没什么可周旋的了。很快就全盘招供。

而这，也正是兵部行印失窃过程的最终真相：

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夜，秋围队伍在返京途中，停歇在金山岭长城附近的巴克什营，一路背印的书吏到了晚上就把行印交给了捷报处保管。

当晚值班的捷报处郎中是五福喜——但五福喜没有亲自看管，而是把行印交给了书吏他尔图，五福喜就带人赶赴前站去了。

他尔图将行印拴在了营帐中间的帐篷杆上，拜托书吏俞辉庭照看，他尔图自己就吃喝玩乐去了。

俞辉庭也是倒霉，一路上走得疲惫不堪，竟不知不觉在帐篷中睡了过去。

等醒来的时候发现，大印不见了！

俞辉庭吓得立刻寻找，就是找不到印匣。他知道，丢了大印可不是闹着玩的，焦头烂额时，他不是向上级汇报，而是想着怎么去遮盖掩饰、逃脱惩罚。

书吏群体把持政务、营私舞弊的行为惯性，逐渐让他们养成了这样的思维：遇到问题不是按照规章制度去解决，而是粉饰太平、掩盖撒谎。

俞辉庭是怎么遮盖的呢？

首先，他想起捷报处有行印的备用匣子（就是后来谎称烧毁、埋在后院的那个），立刻取出；

随后，他用黄布包裹着铜钱试验重量，装了一吊零五百文的钱，掂在手上最像大印的重量。他把铜钱放入备用印匣，锁好，使整个匣子端起来手感最像真的；

最后，他伪造封条，把匣子封好，拴在了帐篷杆上。

书吏他尔图回来，不知道情况有变，看也不看，背上印匣，就赶往了下一程。

虽然暂时蒙混过关，但俞辉庭还是担心，因为还有最重要的一关：入库交接。第二天他就和朱宪臣说了这件事，告诉朱不要声张。

返回北京后，俞辉庭琢磨着如何骗过入库点验程序。他发现书吏鲍干是关键角色，能够在出入库环节帮忙掩盖。于是俞辉庭邀请鲍干吃饭喝酒，把情况告诉了鲍干，央求鲍设法蒙混入库。

鲍干这种老油条，怎能随便替人承担这种风险？当然一开始就拒绝了；

但俞辉庭拿出五十两银子之后，鲍干就答应了。

鲍干分析，行印入库时，值班官员通常不会打开匣子看，俞辉庭的“铜钱包”可以蒙混过关；但是第二年的取印就很难掩盖了。

俞辉庭哀求鲍干想想办法，鲍干也没什么办法，但先蒙混过眼前再说。

而负责保管行印的他尔图，此时还蒙在鼓里。他在九月初二将“行印”上缴捷报处，当天值班郎中还是五福喜；

五福喜看都没看，就禀报当时的兵部尚书松筠，按程序把印匣钥匙、钥匙牌封好，连同印匣（此时已是被调包的备用印匣）一起交给了乌林太；

乌林太也没查看，就和中敏一起，准备把“行印”上交入库；

九月初三，乌林太、中敏二人，将印匣、钥匙、钥匙牌交给何炳彝接收，何炳彝也没有开匣验看；

过了一会，另一个值班官员庆禄到达，写好了封条，交给鲍干，送入仓库。

自此，“行印”入库完毕，从始至终没有一个值班官员想着要按制度开匣查验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大印。

等到了第二年，又到了用印之时，俞辉庭找鲍干商量对策。这群人的行为逻辑就是：发现问题，就设法掩盖；掩盖不了，就炮制新问题来转移视线。总之不能让问题暴露出来，得过且过，自己的职业生涯能糊弄过去就算成功。

鲍干想出了制造一起假案。他找到了仓库差役管帼林，掏了二十吊钱，说服管一起伪造失窃现场，管帼林答应了。

三月初四夜里，鲍干让管帼林打开仓库。鲍干望风，管帼林打开大木箱子，拿出印匣，用俞辉庭给的钥匙打开小锁，把里面的铜钱拿走。然后把空匣子扔到了旧纸堆上，伪造了一起失印案。

也就是说，这起失印案的主谋，就是后来案发时最先发现空印匣的鲍干、管帼林！

取印当天，按照事先约定，演出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但是，鲍干也许是过于自信了，竟然私自将印匣、钥匙牌带回了家中，没有销毁灭迹——这就成为了鲍干作案的关键物证。

刑部查抄鲍干的家，起获了印匣小锁和钥匙，与现场遗留的备用印匣的铜扣进行比对，完全相符。

鲍干的犯罪证据完全确凿。

当把印匣小锁和钥匙摆在他面前时，这个老油条终于低头认罪。

至此，兵部失印案已经真相大白了。但案子却没有结束——兵部行印现在在哪里？到底是谁偷的？偷了印想干什么？

案子现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去年秋天丢失行印的巴克什营，在案发后不久就被山洪冲垮，街道房屋被冲烂，居民四散逃难。想抓窃贼，如同大海捞针。

caption>巴克什营，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嘉庆帝命令直隶总督方受畴、直隶提督徐锟严密搜查，暗中派遣探子，在长城口内外各店铺、旅馆、民居等，仔细调查窃贼；同时在当铺、票号、钱庄当中，调查从去年秋天以来，有没有人拿着熔化的高纯度白银换钱。

于是，直隶省的精干捕快们，乔装打扮、分头查访——秋围沿途的旅社店铺、河道码头、大街小巷，遍地都是密探；还有密探化装成商人，专门到当铺询问“有没有高成色银块”；从密云到巴克什营的百里路段，每三十里就有两名军官、六名士兵专门巡逻查找。

同时，直隶省还开始盘查兵部往来文件，查找有无加盖失窃之后的行印的文件。只要是盖着去年八月二十八日之后行印的文件，必定是假文件。一旦找到这样的假公文，就可以通过使用者倒查来源。

可是，经过查档，没有发现这样的假公文——自失窃之后，就没有一份文件是盖过被窃行印的。

最终，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是没有找到相关线索。

正当直隶省准备把搜查范围进一步扩大时，嘉庆帝先放弃了，承认大印恐怕是再也找不到了。

调查最终结案。

盗贼也没有再用过行印。

行印毕竟比较特殊，是皇帝出巡时才用的，生效时间很短，私自盖印很容易被发现，风险太大；也没有人敢买卖这东西，因为兵部大印太惹眼，谁敢买呢？

丢失的兵部行印，之后再也没有重见天日。就这样成为了历史的谜团。

此案最大的可能，就是某个缺钱的小毛贼，看到帐篷里挂着个盒子，就顺手去偷。

打开一看是兵部大印，既不敢使用也不敢变卖，藏在家里又提心吊胆，就给扔到不知哪个池塘里去了。

嘉庆帝命令礼部重铸新的行印，同时新印的印文格式和旧印不同，就是为了防止旧印重出江湖。原旧印作废。

当然了，铸造新印的材料费和人工费，由当年的兵部尚书松筠承担。

案子到此，也算告一段落了。当然，本案相关人员，第三轮处理是跑不了的：

兵部尚书松筠，本应承担兵部大印保管之责，但甩给了下面的捷报处，捷报处又甩给了书吏。同时对本部管理和工作作风失管失控，松筠负有领导责任——再免去山海关副都统职务，降为骁骑校，从当年的一品盛京将军，降为了六品，抱着被褥去印房值宿；

兵部侍郎裕恩——免去侍郎、前锋统领、副都统职务；

捷报处值班郎中五福喜，中敏——全部免职；

值早班的恒泰——交部议处；

最恶劣的仓库值班官员何炳彝、庆禄，先是没有开匣检查，又推卸责任、编造谎话，误导了办案方向——全部免职，发往边疆（因之前庆禄还大言不惭称“愿以脑袋做抵”，厚颜无耻，附加枷锁一个月）；

俞辉庭，枷锁一个月，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

鲍干，枷锁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

绵课、曹振镛等专案组成员，破案成功，撤销处分，官复原职。

从此，大清又出了个新规定：内阁六部新官上任，先瞻拜行印和堂印，开展警示教育，引以为戒。

虽然自此以后，清朝印信使用制度比之前更加严密了，但任何制度都是由人去执

行的，没人去认真贯彻落实，任何制度都是镜花水月。

兵部行印失窃案有力地诠释了：制度在松松垮垮的执行者面前，是怎么变得形同虚设的。不改变清朝官制的主体框架，不可能锻造出认真负责的官员队伍。

即使是清朝之后，虽然没有丢失大印的荒唐事件，但小官小吏们偷盖官印、私刻公章甚至买卖公文的事，还是屡见不鲜；而文过饰非、粉饰太平、抠字修改、逃避责任，那就更多了。

这正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