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9 节 五四情书
第 29 节 五四情书
刘行之死了。
他的太太从无锡赶到北平，请我参加葬礼。
因他的遗物里，几十封信全是写给我的。
但这十年，我与他只有七面之缘。
1
他的太太，那个从来没出过无锡城庆坪镇的女人，夜半冒雪敲响了我的门。
她穿着新做的黑色大氅，脸上冻得红红的。
“俞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刘行之的妻子。”
我记得她。
虽然是十二年前，但那次见面，令我非常难堪。
那时候，北平还叫北京。
学校放假了，刘行之邀请我去无锡游玩。
我们从北京坐上了火车，刘行之对中外车站的历史信手拈来。
到了上海，改换水路，只能买到二等船舱。
拥挤的船舱里多是劳工，我有些嫌弃，刘行之说我有小资本的罪恶性。
他和劳工们凑在一起，聊得不亦乐乎。有人问他，我是不是他的妻子。
他笑了笑：“不是，她是我的学生，俞歌。”
刘行之是知识分子，被校长请来短期授课，我确实是他的学生。
我用手指猛地戳了戳他，他低下头脸红了，周边的人开始笑了。
刘行之面带羞涩道：“这次回老家，等回来的时候，就是未婚妻了。”
刘行之和我是自由恋爱。
我家在北京，父母对刘行之很满意，于是我跟着刘行之去趟无锡。
这趟路程花了四五天，才到了无锡城庆坪镇。
我知道刘行之家境不错，但走进江南风格的大宅院，我依旧很紧张。
刘行之心思敏锐，握紧了我的手，指着每处院落，说起了儿时趣事。
庭院深处，我见到了一个晚清打扮的女人，很不合时宜。
她的神色比我还紧张。
“你是行之少爷？你回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刘行之的太太。
2
那也是年轻的我，第一次直面旧社会礼教的威压。
刘行之和他的父母大吵了一架。
他外出求学多年，他父母暗地里为他置办了婚事。
北京的刘行之不知道，自己在无锡有个过门三年的妻子。
他喝得烂醉，不仅为我，还为他的理想。
“枉我在外，讲新思想，说新理论，回到无锡，居然还是过着少爷的日子，这不可笑吗？”
刘行之追求的，是平等，是自由，是劳工权利，是消除压迫。
我深深爱慕的，是北京的刘行之。
我安慰他：“别难过，解放的春风还没吹到江南呢。”
刘行之带着我逃跑。
但是刘家在无锡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我们跑到了车站，到了码头，甚至到了崎岖的山路，都被抓回来了。
刘老爷指着我说：“俞小姐，我可以派人送你回去。”又看向刘行之：“但你必须拜堂成亲，不能让眷娘再等你了。”
眷娘已经上了刘家的族谱，刘行之提出要休了她，让她择人另嫁。
她吓坏了，一头撞向檐下的水缸，昏死过去。
她醒来后，像是吓破了胆。
她愿意让我做平妻，让我带刘行之回北京，她永远不会打扰我们。
她只要留在无锡的刘家就好。
“这种话，你不要说了。让他听到，只会更生气。”
眷娘不太明白：“俞小姐，不愿意吗？”
我不假思索道：“是的，我不愿意。”
3
眷娘不要命的举动，让刘行之死了休妻的心。
红灯笼点亮了整座院子，喜乐响彻了几条街。
那晚的刘行之，一袭红衣，眉眼俊朗，颇有些贵公子的感觉。
明明前几日，这个人还说我是小资本家。
他自己才是正儿八经的地主阶级。
他对着眷娘，问了她三遍：“你真的不后悔吗？”
眷娘都点了点头。
我在观礼的人群里，看到刘行之朝我看了一眼。
我想笑一下表示我没关系，但眼泪已经先落下了。
我现在的样子肯定很难看。
明明我今天，也想好看一点。
北京到无锡，何止千里，我居然是来看你成亲的，刘行之。
第二天，刘行之带我离开了无锡。
无锡回北京，走的全程水路。刘行之买了最贵的船票。我佯装开心，在甲板上吹风。
他沉默许久，神色郑重道：“俞歌，我对不住你。”
江风猎猎，我鼓起勇气道：“刘行之，肩膀借我，我就哭一会。”
我做不到只哭一会，我哭得撕心裂肺，几乎背过气去。
从无锡回来后，我和刘行之彻底断了往来。
4
我对着眷娘点头：“我记得，你是刘先生的太太，你怎么到北平了？”
她没打伞，身上落满了雪。我带着她到屋子里取暖。
“俞小姐，我家先生，他没了。过段日子就是葬礼，我想请你，是请您参加下。”
刘行之死了。
他才三十三岁。
我心里轰隆隆，像是高山雪崩。
眷娘突然急呼：“俞小姐，你的手套烧着了。”
我回过神来，靠着炉火太近，那棉制手套冒了火星，眷娘急忙用手来打灭。
我想到了。
刘行之做的事，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
我拿起桌上的暖水瓶，倒了杯热水给她。
趁她喝着水，我借机开了口：“眷娘，我不去无锡了，我和刘行之早就没有往来了。”
眷娘急忙握着杯子道：“可是，行之少爷一直惦记你。”
她从怀里取出一个大纸包。
“他让我把这些信都烧了，但我不舍得，打开看了，都是写给俞小姐你的。”
我将信将疑地打开那包东西，一眼认出那是学校的信纸。
大概几十封信，抬头都是阿歌，他写了，但没寄出过。
最上面的一封是四个月前写的：
阿歌，我可能要死了。事未成，人先辞。我和你，不能一起看到，解放的春风吹到江南了。这些信，没有机会寄给你，我预备要销毁了。不知道眷娘会不会听我的，万一你看到了，记得替我烧了。
我握着信，指节泛红，从胸口到喉咙，几乎都堵着一口气。
我哭了。
看到这信，我才真切感受到，我认识的刘行之真的走了。
眷娘在我的哭声里，手足无措，坐直了身子，行为更显拘谨。
等我哭声渐弱，她拍了拍我的背。
“俞小姐，那年闹翻后，先生不怎么回无锡。您能给我讲讲，他在做什么吗？”
我没有骗眷娘，我和刘行之没有往来。
十余年，机缘巧合，我和他仅有过几面之缘。
5
从无锡回来后，北京掀起学生运动浪潮，我听说刘行之义无反顾加入了其中。
在法科大礼堂，他穿着长衫上台，慷慨激昂的一番话，鼓舞了全校师生。
他带领着数百人游行，奋起救国，喊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
全国都掀起了学生运动浪潮，学校几乎停摆，我也毕了业。
三年后，我才在北京饭庄，又见到刘行之。
昔日的师生，一个给日本人当翻译，一个像是给军阀做事。
我穿着时兴的旗袍，刘行之穿着笔挺的西装。
山田将军和郑先生相谈甚欢，我做好翻译工作，刘行之在门口守着。
那二人聊完了正事，开始放松下来。
刘行之为二人递上烟，自己也点了一根。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他以前不抽烟的。
“俞小姐，这是看上了我们小孟？”郑先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小孟？刘行之，你还改名了。
我笑着摆了摆手，站起来：“小孟，借个火？”
刘行之看了我一眼，不情愿地为我点着了烟。
临走时，外面下起了大雨，郑先生有意撮合，便让刘行之送我回去。
他撑伞很斜，外侧的肩膀几乎湿透了。我用手扶直了那伞。
刘行之淡淡道：“我穿得多，淋一下没关系的。”
我看了看自己，是说我穿得少吗？
我问刘行之：“你怎么改名了？”
他压低了声音：“这样做事方便。”
汽车疾驰而过，街边溅起水花，刘行之稍稍侧过身，全部挡住了。
我抬起头，看向他的眼睛：“你，小心点。”
他重新站回我身侧，微微低头：“我会小心的。”
我稳住心神，克制住了多问几句的冲动。
那次以后，郑先生和山田将军再相见，跟着的就不是他了。
郑先生看着我怅然若失的样子，安慰我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立即懂了，是刘行之刻意躲着我。
再过了半年，山田将军告诉我郑先生死了，他身边出了叛徒。山田将军也要离开北平，以后不必我翻译了。
我心中隐隐有了猜测：“谁干的？”
“听说是他身边的人，姓孟，孟思虞。”
原来他叫孟思虞。
6
自那以后，北京也不太平了。
2 月里，郑州闹起了铁路大罢工。到了 4 月，北京军警闹饷，交通混乱。
年底，我去了上海，家里托了关系，在一家银行工作。
那家银行在法国人的租界里，几乎隔绝了外界的动荡。
大家上班的时候喝喝茶，聊电影，分享时尚画报。
有人来办事，递了张条子进来，我伸手接过。
那人的声音短促：“你好，我来取保险箱。”
“报下名字。”
那人手指微滞，似乎愣了一下，缓缓说道：“程秋雨。”
他戴着黑色毡帽，压得极低，从而掩盖了容颜。察觉到我的目光，他略微抬起下巴，示人以真容。
居然真的是刘行之。
北京一别，已经两年半了。
那年北京城贴满了他的画像，军阀几乎将北京城翻了个遍，却抓不到孟思虞。
原来他逃到了上海。
我心中满是疑问，迟迟没有动作。
隔壁窗口的姐姐注意到了：“小俞，有什么问题吗？”
刘行之闻言，低下了头。
我赶紧起身去后台，将他要的东西取给他。
他匆匆走了。
我攥着手里的条子，这上面有地址。
下班后，我找到了霞浦路 118 号，但那里早就废弃了。
我本就没抱希望，名字都是假的，其他信息肯定也是假的了。
我往回走，过了路口，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那熟悉的声音响起：“你怎么到上海了？”
我循声侧过头，刘行之隔着我半步的距离，装作恰巧同行的路人。
我低着头笑道：“我还以为地址是假的。”
“是假的。我估计你要来，就先到这等等看。”
他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我停了一步，刘行之已经走到前面了。
我快走几步道：“你打算在上海待多久？”
刘行之回道：“事情比较多，会多留段日子。”
他停了下来，原来是前面的路口封锁了。叮铃铃的声音在嘈杂的人群里穿梭。
刘行之理了理仪态：“俞歌，即便同在上海，我们也不要见面了。”
他指了指前面：“你从大路回去，我走小路。”
我意有所指：“你走的，也是大路。”
刘行之眼睛亮了亮，转身离去。
后来，我会认真抬头看每一位来办事的人，但都不是他了。
过了一年多，上海迎来了罢工潮。
一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但短短一个秋天，上海工人举行了一百多场的罢工。
过完春节，就到了 1927 年，那是我生命中最特殊的一年。
三月，工人武装起义取得成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宣告成立。
但只存在了 42 天。
临时市政府成立后，我缓了一口气，本想去找刘行之。
但形势突变，四月上海帮会动作频频，持续与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
不久，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
7
窗外的北风不息。
眷娘问道：“后来，俞小姐在上海，再没见过行之吗？”
我用炭篦翻动火炉里的炭火，那火星愈来愈亮，像是一闪一闪的华灯，仿佛将我又带回了 1927 年深秋的瑞金宾馆。
瑞金宾馆位于法租界内，是一栋英国式建筑。达官显贵是这里的常客。
瑞金宾馆新装了一座巨大的红色水晶灯，侍应一打开灯，整一层都像溺进了红色的梦里。
音乐渐渐响起，地板上开出曼珠沙华，许多人自觉地跳起舞来。
我一个人坐着，突兀又尴尬。
侍应走过来，问我：“小姐，要是被人放鸽子了，不如早点回去。”
我放下酒杯，婉拒他的好意：“没事，我在等人。”
没想到，那侍应竟是刘行之，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绅士有礼。
我微微怔了，霞浦路一别，已经是前年的事了。
此时，从门口跑进来一个人，径直坐到了我的对面。
“小俞，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我真的约了人。
祝由深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经常忙到深夜。
他是银行的常客，自那次我帮他办了极难办的业务，他的钱款事务都来咨询我。
我再想去看刘行之，他已经隐没在人群里了。
祝由深见我看向舞动的人群，便拉着我去跳舞。
舞曲悠扬，脚尖飞旋。
光怪陆离的景象里，我一直在找寻刘行之的身影。
“砰！”
突然楼上传来枪击声，第一声，大家都停下来了。
但到了第二声、第三声，红色的水晶灯剧烈地晃了起来，人们开始慌乱往门口逃去。
大批法国巡警、侦探赶了过来，三楼只有几具倒在血泊之中的尸体，开枪者早已不知去向。
法租界戒备森严，居然有人敢持枪行凶。事件一出，各家报纸争相报道。
我把各家的报纸都买了一份。
那晚死的是个叛徒，谋杀计划周密，手法果断，大有锄奸惩恶之意。
我明白，为什么刘行之让我早点回去。
8
1927 年的上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比起想见到刘行之，我更希望不要见到他。
祝由深升了职，更是忙得脚不沾地，要我去警察局替他办业务。
但没想到，在祝由深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刘行之的拘捕档案。
“石渝，29 岁，浙江宁波人，经商。”
如果不是他的照片，这份档案很难看出是刘行之。
祝由深的脚步声渐近，我赶紧坐到沙发上，假装无事发生。
他坐到桌前，看着一沓档案，揉了揉眉心：“最近抓的人越来越多了，监狱快装不下了。”
我倒了杯水拿过去：“怎么，现在治安这么乱吗？”
祝由深意味深长道：“乱啊，上海，乃至整个中国，乱成了一锅粥。”
我扫一眼那档案：“这些人都要死了吗？”
祝由深摇了摇头：“这是筛完剩下的了，过两日就可以放了。”
“好了，给我腾点地方，该谈银行的事了。”
我笑着去拿包里的文件资料，祝由深将那文件夹收进了抽屉里。
过了几天，我到蒲柏路的正章干洗店送衣服。
我将装衣服的手提箱递给店员，那人打开看了一眼，是件白色的毛呢大衣。
他将我引到帘后，把掌柜叫出来接待我。
“小姐，我是本店掌柜石渝。”
我摘下宽檐呢帽，看向他：“石掌柜，好久不见。”
刘行之面露惊异，左顾右盼，将窗户都关严，反身问我：“怎么是你？”
我把玩着帽檐，漫不经心道：“我还以为，这是个惊喜。”
刘行之面色十分严肃，我立马收起笑容。
我伸出手：“行之同志，我是情报工作者俞歌。”
刘行之停顿片刻，握紧了我的手。
他忍不住问道：“俞歌，你什么时候……”
我笑了笑：“还记得在北京饭店，我让你借个火给我，从那时就是了。”
当年法科大讲堂的振臂一呼，我也在台下鼓掌。
孟思虞刺杀成功后，艰难逃出北京城。上级组织认为本地人身份容易暴露，让我尽快转到上海地下工作。
我的家庭背景特殊，会说多国语言，因此承担情报搜集工作，和刘行之不在一条线上。
而且我和刘行之有旧交，分配任务会刻意避开。
但是这段时间，在上海前所未有的大肆批捕下，组织战线遭到沉重打击。现在，上海能活动的同志不多了。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保住剩余力量。
我拿起那件白色毛呢大衣，将衣领翻过来，是新缝的走线。
“这是大范围批捕的人员名单。你们抓紧核实，联系不上的，整条线立即转移。”
刘行之接过衣服：“那你呢，俞歌同志。”
拘捕名单泄露了，上海方面早晚会查。
“上海不能待了，我过段时间回北京。我家在北京城还有些根基。”
刘行之皱起眉头，还想再说些什么。
我快步走到了门帘下，头也不回，话里带上祈使的语气：“快走吧。”
9
眷娘听得似懂非懂，但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环顾四周道：“俞小姐，我还没见过您先生。”
我在窗下站着，给电热水壶添水。
我低着头答道：“我没结婚呢。”
接上电源，那铜壶发出微弱的呜声。
刘行之从上海全面撤离后不久，上海方面严查拘捕名单泄露事件。
那段时间，上海警察局的监狱，每天都有人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我在牢里，关了三个月，惶惶不可终日。
后来，我小腿骨折，保外就医，回到了北京。
“就是前年，北京改叫北平了。”
眷娘想起来了，点头说道：“我记得。前年的元宵节正好是立春哩。”
1928 年的大事，像是惊雷，一个接着一个，砸落在这片苦难的土地。
那年，北伐军势如破竹，皇姑屯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北洋军阀结束了，国民政府又来了。
我在北平停了小半年的工作，五月潜伏到南京政府工作。
我想刘行之可能在湖南，在江西，在湖北，在武装革命最激烈的地方。
我在南京火车站送完客人，走出车站时，遇见两名警察在盘问一对夫妻。
我下意识对被搜捕的人很敏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身边随行长官搭话道：“最近，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在加大力度严查。”
警察和夫妻争执不下。
长官让我稍等，他走过去查问情况，又开始查验二人的信息。
那位穿着中山装的先生显然有些累了，他从手里递出两份身份证明。
“长官，我们是安徽来的，从南京去上海。”
长官瞟了眼他们，继续核对着证件。
我走到警察的右后方，飞快看了一眼那男人。
长官指着那证件：“这字怎么读，留流？”
那男人神色殷切，赔笑道：“读毓（yu)，张留毓。”
长官哈哈大笑，将证件交还给了他们，就让他们过去了。
那对夫妻从我身边过去时，那男子边走边收证件，状似无意扫了我一眼。
长官向那两位警士吩咐：“上头是要查北上的，从南京去上海多得是。”
我走过去，笑着催促道：“好了，我得回了，先送我走吧。”
从南京到上海，再到大连，到哈尔滨，到满洲里、绥芬河，抵达莫斯科。
刘行之，祝你一路平安。
眷娘懵懂问道：“俞小姐，是说在火车站遇见的那人，是行之？”
我握着玻璃杯，温热的水汽升浮到脸上，润湿了眼眸。
“应该是他。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
10
当我试图用尽全力去回忆刘行之，从 1918 年到 1928 年，十年如白驹过隙，也不过这七面之缘了。
1918 年，无锡的客船甲板上，江风夹带着潮气，他郑重其事，与我诀别。
“俞歌，是我对不住你。”
1919 年，学校的法科大讲堂，他一身长衫，向着台下众人，发出高呼。
“告以此时形势，我辈不可不有点表示。”
1922 年，北京饭店的走廊上，他背过身，拱起手来，神情专注地为我点烟。
“我会小心的。”
1925 年，上海银行的玻璃窗口，他略微抬起头来，让我能认得出他。
“我估计你要来，就先到这等等看。”
1927 年，法租界的瑞金宾馆内，红色的绮梦里，他不动声色地提醒我。
“小姐，要是被人放鸽子了，不如早点回去。”
1927 年，蒲柏路的正章干洗店，他面色警惕，将门窗掩实，才问起了我。
“俞歌，你什么时候……”
1928 年，南京火车站的入口处，他和别人扮作夫妻，一句话也不能说。
而我真正意义上，和他对上话的，只有正章洗衣店那次。
在革命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在我辈生死最攸关的时候，我接到上级紧急指令：以白色大衣为接头线索，将情报亲自交到正章干洗店掌柜石渝手上。
幸与不幸，都在一时。
庆幸的是，如果没有那次碰面，他这一生都将不会知道，我是他的同行人了。
不幸的是，刘行之在革命的光明面游走斗争，而我在革命的黑夜里无声前行。
所以，他会写信，但不会冒险寄给我。
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一开始是旧社会的礼教，后来是革命斗争的征程。
我拿起桌上的信件，没有再翻阅，而是依照刘行之的嘱咐，一张张覆到炭盆上，看着那纸张化为灰烬。
眷娘弱弱出声：“俞小姐，您不看看他写了什么吗？”
“不看了。人都死了，看了只会更难过。”
我大概能猜到，刘行之会在信里写些什么，他总归是思念我的。
孟思虞，程秋雨，石渝，张留毓。
这是他写给我的情书。
他的化名里，总有我的姓氏。
但我不能看这些信。
我怕我看了，会更加舍不得。
忆往昔，我最快乐的日子，是 1927 年上海临时市政府宣告成立的那个春天。
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了，上海的街头都是学生工人的胜利欢呼声。
我激动不已，我想立刻去见刘行之。
我想告诉他，这五年，我追逐他的脚步，从北京到上海，我始终与他同行。
我要告诉他，我读过《新时代》与《热血日报》，我摆脱了资本家的两面性，我坚定地投向了无产阶级。
我将告诉他，旧时代的枷锁，不能再束缚我了。未来任重而道远，我希望与你并行。
但我等到的，是猛烈扫射的枪声，是表面盟友的悍然反目。
敌人以最残忍的手段，打破了我走到刘行之身边的幻想。
那一年，曙光几乎熄灭了。
我知道，我不能再告诉他了。
每天都有人被捕，每天都有人叛变。有些叛变对组织带来的伤害是不可承受的。
被敌人藏在瑞金宾馆的叛徒，是我向上级报告的线索。
我要亲眼看着，那个叛徒去死。
但刘行之不知道，他只是提醒我早点回家。
他认识以前的我，并不认识现在的我。
我看着扮作侍应的刘行之，心里想的是，就差一点，差一点我们就能并肩作战了。
11
南京火车站后，我再也没有了刘行之的消息。
我身在敌方，没有消息，反而说明他是安全的。
我猜测他应该顺利抵达了莫斯科，又不知何时偷偷返回了国内。
去年是 1929 年，距离刘行之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已经过去了十年。
旧军阀是结束了，但敌人内部派系林立，新军阀混战不休。
我的情报工作渐入佳境。仅是去年，经我手传递出的密报多达数十份，敌方特务开始对我有所怀疑。组织为了保护我，切断了和我的联系。
今年，我以母亲重病为由，离开了南京政府，回到了我青年时代的北平。
我坚持每日读报。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新的人被捕，我试图从被捕者的名字去寻找刘行之的蛛丝马迹。
刘行之参加革命斗争十余年了。他要是被抓了，肯定会见报的。
报纸上的被捕者都是假名字，我只能一个个校对。
唯一的辨认线索，就是有没有我的姓氏的同音字。
偶尔总会碰到一个两个。
我会辗转难眠，但又抱有希望，或许不是他。
每一个可能是他的名字，我都从报纸上剪下来，记录好日期，粘贴到笔记本上。
我起身，走到房间最里边，打开抽屉，取出了那个笔记本。
最近的名字是 年 9 月 17 日，裘郁生，于杭州被捕。
我将笔记本递给眷娘。
“你是在杭州，把他接回去的吗？”
眷娘抚上那名字，轻声悲戚道：“七月里，他曾回过无锡，将一些书籍和信件交给了我。他说，若是他哪天死了，书要藏好，信就烧了。”
她像是陷入了回忆：“那是他十年里第一次回家，他夜里到家，天没亮又走了。他给我留了休书，让我日后想改嫁，随时拿出来。不想的话，他劝我早点过继个孩子。”
他大概预料到了死亡。
这些年，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同志，并不在少数。
当裘郁生的下线被捕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被死亡盯上了。
眷娘继续道：“我没去杭州，是上头通知家里人去的。前几天我们才知道，他在外面闹革命。幸好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给政府赔了半副身家，才让把人带了回来。”
我知道，刘行之不回无锡，也断绝与我来往，并不是少年意气。
而是他早就决心，走上这条视死如归的道路。
一个爱国的革命家，他必不可能是冷漠无情的。
他爱劳苦大众，爱中国大地。他同样深情地爱着，他的家人，他的爱人。
是的，我是他的爱人。
12
次日早晨，雪铺满了整条街，眷娘的儿子驾着辆马车，在院门等她。
眷娘要回去了，她再三请求我去趟无锡，我坚定拒绝了。
她招了招手，那年轻人走了过来。
眷娘介绍道：“行之走了，不能没人摔瓦。这是我过继的儿子，刘领新。”
那年轻人偏瘦，约莫十四五岁，举止沉稳，看得出是可靠的。
我笑道：“名字不错。你在哪里读书吗？”
刘领新面色窘迫，低下了头。
眷娘连忙解释道：“没在读呢。行之的父亲，说还是不读洋书好，做生意用不着那些，也别出无锡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对刘行之的父母打击可想而知。以至于到了孙子这辈，干脆断了外出求学的路。
眷娘见刘领新神色失落，也忍不住感叹道：“如果行之还在的话，肯定要说读书才好。这孩子的名字，就是他留给我的。”
原来是他取的名字。
眷娘的声音还在：“俞小姐，你是不是也觉得外出求学好？”
我回过神来，宽慰那孩子：“不读书，也没事的。留在无锡做生意，也不容易。”
没关系的。你们可以不走出来，我们会到你们那里的。
行之为他定下这个名字，正是坚信，解放的春风总会吹到江南。
下一代，会带领中国走进新的春天。
只是我和刘行之，都看不到了。
眷娘走了。
我看着那马车慢慢走远，转出了路口，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转过身去，将院门关紧，回到了房间。
桌上放着那本厚厚的笔记本, 我将它投到厨房的灶内，灶火烧得极旺。
我开始翻箱倒柜，将往日藏好的文件资料, 每一张纸都找出来, 全部烧成灰烬。
确定家里再也没有任何涉密情报后，我才坐在了床上, 试图冷静下来。
自我回到北平, 就受到特务长期监视, 只因为找不到确凿证据，他们才不敢轻易动手。
如今刘行之出事了, 我和他早年的关系, 就要被翻出来了。
刘行之以为他不供出我，我就会没事。
但他不知道，我早就是特务部门的重点照顾对象了。
这个时候, 只要再加一根稻草，就可以压死我了。
我不确定, 我能不能熬过酷刑。
纸面档案是全部销毁了。但我的脑子里还有, 南京和上海, 两大秘密战线人员的信息。
我的父母家人, 还在北平。
刘行之的真实身份, 只怕这几日, 就会从杭州到南京, 再从南京到北平。
我得感谢眷娘。她生怕我赶不上行之的葬礼, 昼夜不停地来找我, 为我送来了他的死讯。
让我可以占得一点先机。
我翻开被子, 掀开床板, 取出了那个盒子。
里面是一把精致的手枪。
1927 年，正章洗衣店里, 我快步走到了门帘下, 头也不回, 话里带上祈使的语气：“快走吧。”
刘行之叫住了我，我回过头去，他交给了我这把手枪。
我怔住了：“我不会用枪。”
刘行之面色犹豫, 他下了极大的决心，注视着我道：“不用你杀人, 子弹已上膛，万一暴露……”
我惊恐地捂住嘴，忍不住哭了：“你让我去死？”
刘行之眼眶渐红，他低下头去, 继续教我：“扣动扳机，就好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时隔三年, 我果然要用到这把手枪。
举起那手枪，顶在额头，我忍不住手抖, 我心里特别害怕。
我泪水涟涟，自言自语道：“你说的，扣动扳机，就好了。”
一声枪响。
我似乎听到了刘行之的声音。
恍惚间, 像是回到了 1918 年的船舱里。
“这次回老家，等回来的时候，就是未婚妻了。”